理雅各用五十余年的时间，架起了一座中西方的桥梁，他的一生是由传教士走向汉学家的一生，他生平的活动，开始于向东方宣扬基督教义，然却显赫于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至今虽逾百年，理雅各的译本仍被认为是中国经典的标准译本，他结束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文献业余水平的研究，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
理雅各向西方输出的不只是中国的经书，还有中国的宗教以及其他文化现象。与早期傲慢的新教传教士相比，理雅各对待中国宗教的态度是客观、认真而尊重的，像他那样重学术理性的宗教专著在早期新教传教士中甚为罕见。他的论述中见不到对中国的谩骂、无理的攻击，相反，他对中国文化表现出一种亲和态度，体现出苏格兰神学思想的开放性与独立性。他呼吁传教士不要在孔子的坟墓上横冲直撞，他赞美中国宗教中对真理的追求。
正是通过这座桥，理雅各向东方输入了西方近代化的理念。理雅各主编的《遐迩贯珍》，大量刊载新闻，率先刊登有偿广告以维持报纸印行的开销，同时大量介绍西方科学技术，如此给香港的报业带来了近代化气息。
理雅各主持的英华书院（后为英华神学院）引进了西式教育，冲击了中国的旧式教育，他在实用化的课程设置、教材使用等方面表现出了近代化的特色，有助于培养中国奇缺的专业人才并提高人才的素质。他与华人的交游使他们成为颇有作为的社会改革人士，如黄胜、王韬、洪仁玕、何进善父子，这些人受他的影响摒弃了惟我独尊的天朝幻念和传统儒学中的迂腐成分。
理雅各葬在牛津以北的墓地，阿伯丁花岗岩做的墓碑上写着“赴华传教士与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
20世纪60年代初，香港大学为纪念理雅各，再版了他的五卷《中国经典》，并设立理雅各奖(James Legge Prize)。1961年，伦敦会捐款5000英镑设立该奖，奖给中文系四年级本科生在毕业前用汉语或英语写的对中西文化的诠释有所贡献的最佳论文。
自1948年以来，根据联合国大会的提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努力促成成员国文化经典的翻译工作，尤其是亚洲国家，但缺少能胜任的翻译家，而且时间紧迫。最后，儒莲编辑的《东方圣书》系列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文集推出，理雅各是该系列的主要译者之一。该系列在1891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在1966年与1968年由印度的Motilal Banarsidass再版。
在中国，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注释校正华英四书》全部采用理雅各的译文。新中国成立后，湖南出版社系统出版中国古代文献的系列译本，其中《四书》仍选用了理雅各的译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