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帮你找到了理雅各的英译及其他译本。见下参考资料。
《论语》的重要地位及其英译本
《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一颗最绚丽夺目的明珠。早在距今两千四百多年前的春秋末年和战国初期,这颗明珠即已熠熠发光。《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著作,后来成为儒家的最高经典,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权威性的文献典籍。《论语》篇幅不大,仅一万二千字,二十篇,但内容博大精深,且又言简意赅,对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所包含的思想,久久以来,潜移默化,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血液之中。任何中国人,不论是汉民族,还是少数民族,不论是本土华人,还是移居海外的侨胞,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着它的影响。自宋朝起,就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早在17世纪,《论语》便开始向欧洲传播,1687年巴黎已出现《论语》的拉丁文本。在亚洲的儒家文化圈内,《论语》的某些内容成了经济活动的道德规范。因此《论语》已被译成各种文字。
翻译古代经典著作,最大的问题是对原文的理解。孔子时代的古汉语,距现在久远,况且在这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曾出现过不同本子的《论语》,注解在一些地方也存在歧见,这就增加了理解的难度。译者在翻译时必须在可能的解释中作出选择,译文力求忠实于原文,并设法保持原文简练的风格。西方许多汉学家都翻译过《四书》或《论语》。在早期众多英译本中,影响比较大的有英国汉学家詹姆斯·莱格(James Legge)的译本,他本人起的中国名字叫理雅各(1814—1897),他把中国的《四书》、《五经》译成英文,名为The Chinese Classics, 分28卷,于1861年至1886年间出版,我国湖南出版社也于1992年出版了理雅各的《汉英四书》(本章评析中简称理译)。 较新的译本有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由英国汉学家亚瑟 · 威利(Arthur Waley)翻译,1992年在纽约出版,我国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也于1998年出版了威利的《论语》(简称威译)。还有托马斯·柯立瑞(Thomas Cleary)于1992年在旧金山出版的Essential Confucius。美国在1951年还出版了著名诗人埃兹拉·庞德(1885—1972)翻译的《论语》(Confucian Analects)。
在国内,早在一百多年前辜鸿铭先生就把《论语》翻译成英文。目前英译本较多,有研究型的,有普及型的,还有语录型的。本文所列举的翻译评析范例出自于以下版本:1.王福林的《论语详注及英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简称王译);2. 赖波、夏玉和翻译的《论语》,华语教学出版社1994年版(简称赖译);3. 潘富恩、温少霞的《论语今译》,齐鲁书社1993年版(简称潘译);4. 丁往道编译的《孔子语录一百则》,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年版(简称丁译)。国外英译本以理雅各和威利翻译的《论语》为翻译范例。
关于对《论语》的现代汉语注释,国内外译者大多参考宋代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理雅各1843年起在香港任英华书院院长期间,受中国著名学者王韬的影响较大。威利在翻译中想尽力摆脱朱熹的影响,认为朱熹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仅是一个福音派传教士,他只是用程朱理学来解释孔子,因此,有些强加于人。威利在《论语》英译本的前言中说,他要译出自己的版本,意在让欧洲读者了解《论语》作者们的初衷。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理雅各和威利两位西方汉学家的译本是带有原创性的译本,富有新意。但并不是说,他们对孔子思想的理解就很到家。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西方译者在理解和表达方面和中国学者之间还有不少差距。中国译者王福林除参考朱熹的集注外,还参阅了钱穆的《论语新解》;赖波以华语教学出版社蔡希勤先生的中文译注为依据;潘富恩等以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为基础,又让吴树平先生重新修订中文注释本,同时兼采理雅各、威利和Leonard A. Lyall 等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丁往道则以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1980年版)为根据进行翻译。不同版本的翻译目的各不相同,其读者对象也各有所异,因此,都具有一定的特色和长处。本章选了《论语》的一些段落,附以六种不同版本的译文,并列表比较六种译本对关键词的不同处理,以便让读者在对比分析中学习他们的经验,摸索典籍翻译的某些规律。
参考资料:http://210.36.200.3:8085/A/?C-1-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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