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片面强调说服教育，“以教代罚”，放纵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甚至怕惹麻烦，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不作为”。强调教育的方法，并没有否定或者代之以治安管理处罚的意思。恰恰相反，从根本上说，处罚就是为了教育，处罚本身就是一种教育手段。因为依法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实施必要的处罚，可以使他震惊，留下更深刻的记忆，促使他进行更有效的反省;同时，也使其他可能违反治安管理的人震惊，引以为戒，获得启示，知道哪些行为可以做，哪些行为不可以做，确信如果以身试法，就必定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公安机关督察条例》、《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颁布后，对公安机关依法行政，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起到了巨大作用，使公安机关的执法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公安机关及其民警依法行政的意识有了长足进展，守法意识也普遍增强。但是，也有一些民警从消极方面理解上述法律、法规和规章，认为是捆住了公安机关的手脚，不愿意当被告，怕败诉，怕被撤销处罚决定，怕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怕被追究执法过错责任，由此该管的也不管，该调查的也不去调查，该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也不处罚，该从重处罚的却从轻处罚。这种做法同样不可能起到教育作用，相反会让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产生侥幸心理，认为自己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不会受到多重的处罚，从而损害法律的权威。特别是广州“孙志刚事件”和成都“李思怡事件”发生后，这种现象更为明显，一些民警怕办不好治安案件被人告状，得过且过，甚至对眼皮底下发生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造成某些地区社会治安秩序混乱，影响人民群众的利益。上述两种倾向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消极成分，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消极因素，必须下决心予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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