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全球史”与“世界史”之间的关系，需要从欧美与中国的史学及学科传统谈起。欧洲自基督教史学产生起，形成了宏观人类史的编纂传统。17世纪以后，以欧洲为中心的“普世史”、“世界史”、“通史”等宏观世界史著作贯穿于西方史学之中。然而，到了19世纪中叶，随着职业历史学的产生，欧洲史学开始依赖档案资料和局限于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史由此兴盛起来。到了20世纪上半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陆续出版，打破民族国家界限的综合历史著作才又开始复兴。不过，这些历史著作大多存在两个局限，一是以欧洲史为中心；二是将各地历史简单地罗列在一起，缺乏相互联系。
1963年，威廉·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出版，被普遍认为是“新世界史”（全球史）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它试图克服上述两个局限。麦克尼尔从全球视野和互动视角来考察历史的做法，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逐渐得到史学界的认可。于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世界史”在美国的研究和教学中发展起来，并且到80年代末发展成为大学中一门培养人才的学科。由于此前欧美的教育体制中没有“世界史”专业，因此他们用了“世界史”（而不是“新世界史”或“全球史”）作为这门新兴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名称。当然，也有少数学者提出“全球史”应主要指近现代以来全球化的历史，应与“世界史”区别开来。
但是，大多数欧美学者认为，“世界史”、“新世界史”、“全球史”三个概念并无多大差异（而且它们经常被混用），都意味着一门区别于已有国别史和地区史的新学科，主要标识是以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历史现象为研究对象，从广阔视野和互动视角来考察历史。20世纪90年代末，当这一史学观念传到我国时，一方面因为我国已有自己的“世界史”概念和学科，另一方面为了体现其新史学的特征，我国史学界一般称之为“全球史”。
由上可见，以“世界史”作为名称的学科，在中国要比欧美早。因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历史学学科建设借鉴了苏联的经验，“世界史”与“中国史”并列成为历史学分支学科。这种学科设置极大推动了中国“世界史”的发展。然而，这种并列设置带来的问题是：“世界史”中没有“中国史”。
这就造成了中国的“世界史”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世界史，而只是外国史，其主要内容是中国之外的国别史和地区史，并且忽视从整体上对跨国家、跨地区现象的互动研究。因此，中国语境中的“世界史”与欧美语境中的“世界史”颇为不同，而我们所称的“全球史”才是欧美语境中的“世界史”。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日益成为一个世界大国，需要一种包括中国史在内、超越国别史的视野、从互动来理解世界变迁的“全球史”。可以说，“全球史”是对我国现有“世界史”学科的补充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