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4-05-26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巴勒克拉夫、布罗代尔、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等学者率先提出和采用的全球视角观察和阐释世界历史的思想和方法，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和发展。在这个国际学术背景下，中国的世界史学界也在努力开创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研究和教学体系。全球史学者强调，世界史并非是各国各地区历史的简单罗列或综合，而是一个持续变化发展的整体，其中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和相互影响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1500年以来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五百年间。只有扬弃以往把欧洲（或任何地区和国家）作为世界历史发展中心的观念和治史方法，才能比较平等地看待和重视各个地区、民族、文化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贡献，也才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世界历史的整体进程。目前，全球史仍是一个尚未成熟的新领域，在我国史学界更处在初创时期。要真正确立认识历史变迁的全球视角，还有很多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亟待解决。有鉴于此，我们邀请国内外四位全球史专家就一些相关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全球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从相比较的跨文化的角度分析历史，历史学家应对不同文化的“相遇”保持足够的敏感。全球史既是指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也是一种编纂世界通史的方法论，更是一种建构世界历史的新方法和新理论。全球史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从学理上破除了“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全球史是如何超越西方传统的世界历史观的呢？
欧洲中心主义在我国史学界早已声名狼藉，但这种史观在世界史的研究和教学中仍有强大的影响力，已成为世界通史编纂中难以逾越的障碍，尤其是通史中1500年以后的近现代部分。指出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正如有论者所言，所谓全球史理论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世界通史编纂的方法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的全球史理论阐释和编史实践之间明显脱节。而通史近现代部分在结构、内容、观点等各个方面对欧洲的特殊重视和倾斜，则来源于长期以来规范和主导世界近现代史研究和教学的两个相关相连的理论体系：资本主义主线说和祥山现代化主题说。两者都试图对世界历史做目的论式的诠释和剪裁，因而都不可避免地带着欧洲中心主义的印记。诚然，作为一种认识和解释世界历史的理论方法的全球史本身，与当今势不可挡的全球化一样，也主要是西方文明扩张的产物。我们应该努力做的，首先是分析解构把欧洲的近代崛起视作一种基于自身内部逻辑之历史必然的思辨体系，扬弃世界通史编纂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传统，无论这种传统是以资本主义扩张为主线还是以现代化演进为主题的形式出现。
自上个世纪末叶起，西方传统的世界史观受到严重挑战。挑战首先来自时代变化。人们怀疑建立在“分类学”基础之上的国别史或文明史研究是否真正能够对世界历史作出正确而全面的解释，是否真正能够为人类解决当代问题提供有益的经验。科学研究的新进展对西方传统世界历史研究方法和“经典结论”也形成了冲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出现以后，各领域的研究都不仅关注研究对象的孤立、静止状态，而且考察对象之间的“关系”与“关联性”。西方世界史传统理论忽略不同地区、国家和文明之间“关联性”的缺陷凸显出来。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美国，不仅学术界和理论界，而且整个社会都感受到了世界历史理论的“贫困”。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一些美国历史学家提出，应开创一种“以全球为一体”的史学，其宗旨是说明人类同属一个种，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之上；其方法，是综合考察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与运行机制的统一性，说明文明、民族或国家等不同形态的人类组织在全球这一“动态交往网络”中的互动关系；其本质，是继承西方史学以“模式”框架解释世界历史的传统，用“互动模式”取代“主导——传播模式”（即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向世界传播的模式）。
全球史学家之所以把“互动”作为建构世界历史的基础，首先因为他们认为“互动”是人类社会组织的存在形式。他们认为，任何人类社会组织都不是封闭和孤立的，他们必然存在于与外界的交往当中，彼此形成一个互相关联的体系或网络，并在该体系或网络内部相互影响。其次，全球史学家认为，互动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全球史学家借鉴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指出社会发展源自变化，而变化的起点是接触外来新事物。他们说，对新事物的取舍过程就是传统的蜕变过程，尽管社会对新事物通常并不抱欢迎态度，但抵制新事物的结果同样导致社会变化。正因为如此，全球史学家主张，历史学家应对不同文化的“相遇”保持足够的敏感。
全球史家认同地理学的分析框架替代民族国家和单个社会，全球史家表达“互动模式”的方式有多种。全球史学家为了分析跨文化的交往过程，认同地理学的分析框架替代民族国家和单个社会。基于把民族国家作为历史分析手段的局限性，全球史家设想出了一个替代的概念，以经济、环境和文化区域为单位，而不是以民族国家为界限。历史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到连接不同陆地的海和海洋上，他们通过印度洋、大西洋、中国海、加勒比海等海域来研究贸易、移民、生物扩展和文化交流。从公元600年到1750年，印度洋是世界上最活跃的跨文化交流的地区。从东亚到东非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印第安人、印度尼西亚人和中国人都活跃在这一地区。1492年以后，大西洋成为贸易、移民和物种交换的重镇，后来这一重心移至太平洋地区。
通过认识到海和海洋是历史发展的紧密的连贯地区，全球史家能够对过去的历史理解做出新的解释。以公元600年到1600年为例，直到最近，历史学家们在谈论这一段历史时，仍习惯性地把注意力集中到诸如中国的唐、宋，中亚的土耳其，伊斯兰世界，拜占庭帝国和中世纪的欧洲。这样做当然没有错：事实上，研究这一时段的历史，考虑这些国家是适宜的，也是必要的。然而全球史家却将注意力投放到印度洋，因为不言而喻，跨文化交往决定性地影响了这些单个社会的发展。先通过印度洋，然后跨越陆地的海上贸易，几乎把所有东半球地区都联系起来，由此所产生的财富支持和维持了这一时段的许多国家和社会。比如，中国的丝绸、瓷器远销到东非，印尼的调味品、印度的棉织品和钢铁，东南亚穆斯林的香料和马匹、拜占庭的珠宝和玻璃制品，东非的金子、象牙和奴隶，也都供应到其他地区。对这些产品的大量需求刺激了国内经济，影响了整个东半球社会的发展。
如果只关注单个社会，那么就不可能理解600年到1600年跨文化贸易的类型和效果，不可能说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传播，也不可能理解物种交换，包括食物和疾病的流传。跨文化贸易、宗教传播、物种交换对每个社会的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全球化深深影响了当代人一样，跨文化交往也建构了我们祖先的历史经历。全球史的研究任务就是理解和解释全球化在过去历史中的进程。
在中国，全球史研究发展得很快，任何一部“全球史”都不能不包括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但怎样才能把中国历史的内容“融入”全球史的叙述当中，则是一大难题。迄今出版的世界通史都未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人们首先考虑的是，在一部篇幅有限的世界通史中，中国史应占多大分量。国内的通史在这方面的选择似乎一直是“外松内紧”。比如有的著作连篇累牍地讨论美国内战，却只用寥寥数语介绍19世纪世界最大最长的战争，即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其次是内容的剪裁选取问题，究竟哪些内容适合成为全球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这又取决于作者对世界历史变迁的理论认识。例如一部很有代表性的通史的近代部分，把16到19世纪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历史描述成一片黑暗落后，反衬西欧国家的光明和进步，从而昭示以西方资本主义扩张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必然性。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已为过去十年间西方学者（如弗兰克和彭慕兰）对早期近代历史的新研究，尤其是他们对中国（和亚洲）在早期近代世界的巨大作用的重新评价所颠覆。同时，弗兰克和彭慕兰在中国史学界造成的轰动，也使人们认识到：西方学者对中国在早期近代世界历史作用的新认识，并不意味着在全球史研究中应以中国中心论来取代欧洲中心论。
全球史与国别史的重要区别之一是不同的价值判断，这里的难点在于是应该加强还是削弱全球史的“国别特色”。全球史按其定义应超越任何地区或民族的立场，但研究和讲授全球史的行为却又发生在某一特定国度之内，总是受制于地方及民族的观念和利益关怀。从麦克尼尔到本特利的许多学者都认为，秉承全球史观的史学家的责任之一，是超越地方或国家本位的立场，致力于展示各国各民族都参与其间的历史进程，并且发现那些改变人类生存和发展环境的跨国界跨文化的共同驱力。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