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法制思想的主要内容有：
1、唐太宗强调自己颁布的诏敕不能有违国家法律，不能以自己的言论或诏敕等代替国家法律，在实际执法过程中，他也能够身体力行。
2、唐太宗明确提出了“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的思想，强调国家立法要简约，执法要宽简，切忌法繁刑密，条文复杂，严酷执行。
3、为保障唐王朝国家的长治久安，唐太宗认为必须杜绝执法混乱，要求“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要求“理国守法，事须画一”，要求“法之所行，无舍亲昵”，强调执法务必公正，坚决不徇私情。
4、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
5、在重视法治的同时，唐太宗让臣下按宽简原则修订法律，制定出《贞观律》。减轻刑罚，修订法律，制定了贞观律。贞观时期的社会秩序稳定，最少的一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贞观之治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法良政优：“贞观盛世”的治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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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6-06-27
宽仁慎刑、以身作则，以道德为约束，审慎周详，是唐太宗法制思想的主要内容。
1、“宽仁慎刑”的立法宗旨
唐太宗即位后，没有听从以封德彝为代表的老臣建议采用“秦任法律，汉杂霸道”式的治理方法，而是采用了魏征以宽仁教化治天下的主张。魏征认为，“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若国家选用了这样一条治国道路，就应该“慎刑恤典”。
贞观元年正月，唐太宗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本着“意在宽平”的原则厘改法律。他们以隋代《开皇律》为蓝本进行损益，使问世的唐律较之前代简约许多。贞观十一年正月，新律诏颁全国，是为《贞观律》。《贞观律》集众律之大成，经诸名流裁酌损益，可谓“审慎周详”。唐太宗还注意到之前律文互出，使“执法之官，缘此舞弄”，极易形成司法漏洞，遂告诫立法者，“宜令审细，毋使互文”，使法令整齐划一；又修订了一系列的法令，有令、格、式三种类型，与《贞观律》相辅而行：“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规物程事”（见《唐六典•刑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在立法过程中，得到唐太宗多次指示，如“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可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这是强调若法不稳定，律文多变，使人心多惑，无所适从，所以立法者要审慎而行，不可轻立，既立之后，“必须审定，以为永式”。
唐太宗对死罪的处理尤为慎重，除了坚持三覆奏的程序外，还要求处决死囚时，要和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共同议定。这样，由于《唐律》中较之前代大幅度减少了死刑的条文，议决时又无比慎重，到贞观四年，全国断死刑者仅二十九人。尽管这样，唐太宗还不满足，到了贞观五年颁布诏令：“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对于不遵守覆奏程序规定的执行者，给予流刑和徒刑，体现了《贞观律》的仁义精神。
2、克制己欲自觉守法
皇帝“朕即天下”，国家的最高立法权和司法权都集于其手，依自己的喜怒行刑是很常见的。唐太宗固然也有肆意的时候，但能很快返回正路，认为“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自觉地将自己的皇权归入国法规范之中。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某县令裴仁轨犯了轻罪，但唐太宗盛怒之下要处以斩刑，殿中侍御史李乾佑上疏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于上，率土尊之于下，与天下共之，非陛下独有也。仁轨犯轻罪而致极刑，是乖昼一之理。刑罚不中，则人无所措手足。”殿中侍御史系御史台殿院从七品官员，却敢于直言“法令者……与天下共之，非陛下独有也”，这份勇气委实可嘉，善于纳谏的唐太宗最终收回成命。
唐太宗非为圣人，一样有喜怒哀乐，但他勇于纳谏，手下又有一帮守正善谏的臣工，所以能够克制己欲，按照国家法律办事，成为君王的守法楷模。在他的倡导下，贞观初年良吏辈出且执法公平，形成了“法平政成”的局面，《旧唐书•良吏传序》赞道：“太宗皇帝削平乱迹，以是人知耻格，苏尚贞修，太平之基，率由兹道。”
历朝历代，许多皇帝蔑视国法，极力放大皇权，对皇族或外戚徇情枉法。唐太宗认真地总结了前隋的教训，严于律己，也不放纵皇族亲戚。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太子李承乾谋反案发，洋州刺史赵节参与其中，按律当死。赵节是唐太宗姐姐长广公主的儿子，长广公主含泪向唐太宗求情，希望能够赦免儿子的死罪。唐太宗摇头不许，说道：“赏不避仇雠，罚不阿亲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违也，以是负姐。”
唐太宗自己守法，并告诫群臣道：“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宁，自身常得欢乐。”可见唐太宗的守法目的并不十分高尚，即盼望如此做可使李家政权长治久安，于是整个统治集团可以“长守富贵”。虽如是，立法宽仁、执法公平毕竟可以使“百姓安宁”，客观上促使了社会和谐，百姓安居乐业，这也正是贞观法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成效卓著的根本原因。
3、追求道德约束的境界
唐太宗通过弘文殿辩论，采用了魏征等人建言的“教化治国”主张，即全面按照儒家的“王道”理想社会进行实践。为此尊儒崇经，刊定《五经正本》；偃武修文，营造安静社会以利农事；大兴礼乐，将儒学思想散入乡约族训，形成以礼制律、刑外礼内的局面等等。从法律的角度看，人们能够自觉地用“近君子、远小人”的儒家规范来约束自己，即是强制性地按律令条文被动执行的更高级形式。
唐太宗在立法过程中，继承与发展汉以来援礼入律的传统，将儒家礼学作为制定与修改律令的指导思想，颁布的《贞观律》中的大多数篇章皆是按礼定律的。后世的《明史•刑法志》指出：“唐撰律令，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具体执法过程中，唐太宗善于从儒家“教化”的角度来深耕，力求突破相对刻板的律令条文，以期达到更好的社会效果，从而深化人们自觉地按儒家规范行事的观念。
1、“宽仁慎刑”的立法宗旨
唐太宗即位后，没有听从以封德彝为代表的老臣建议采用“秦任法律，汉杂霸道”式的治理方法，而是采用了魏征以宽仁教化治天下的主张。魏征认为，“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若国家选用了这样一条治国道路，就应该“慎刑恤典”。
贞观元年正月，唐太宗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本着“意在宽平”的原则厘改法律。他们以隋代《开皇律》为蓝本进行损益，使问世的唐律较之前代简约许多。贞观十一年正月，新律诏颁全国，是为《贞观律》。《贞观律》集众律之大成，经诸名流裁酌损益，可谓“审慎周详”。唐太宗还注意到之前律文互出，使“执法之官，缘此舞弄”，极易形成司法漏洞，遂告诫立法者，“宜令审细，毋使互文”，使法令整齐划一；又修订了一系列的法令，有令、格、式三种类型，与《贞观律》相辅而行：“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规物程事”（见《唐六典•刑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在立法过程中，得到唐太宗多次指示，如“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可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这是强调若法不稳定，律文多变，使人心多惑，无所适从，所以立法者要审慎而行，不可轻立，既立之后，“必须审定，以为永式”。
唐太宗对死罪的处理尤为慎重，除了坚持三覆奏的程序外，还要求处决死囚时，要和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共同议定。这样，由于《唐律》中较之前代大幅度减少了死刑的条文，议决时又无比慎重，到贞观四年，全国断死刑者仅二十九人。尽管这样，唐太宗还不满足，到了贞观五年颁布诏令：“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对于不遵守覆奏程序规定的执行者，给予流刑和徒刑，体现了《贞观律》的仁义精神。
2、克制己欲自觉守法
皇帝“朕即天下”，国家的最高立法权和司法权都集于其手，依自己的喜怒行刑是很常见的。唐太宗固然也有肆意的时候，但能很快返回正路，认为“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自觉地将自己的皇权归入国法规范之中。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某县令裴仁轨犯了轻罪，但唐太宗盛怒之下要处以斩刑，殿中侍御史李乾佑上疏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于上，率土尊之于下，与天下共之，非陛下独有也。仁轨犯轻罪而致极刑，是乖昼一之理。刑罚不中，则人无所措手足。”殿中侍御史系御史台殿院从七品官员，却敢于直言“法令者……与天下共之，非陛下独有也”，这份勇气委实可嘉，善于纳谏的唐太宗最终收回成命。
唐太宗非为圣人，一样有喜怒哀乐，但他勇于纳谏，手下又有一帮守正善谏的臣工，所以能够克制己欲，按照国家法律办事，成为君王的守法楷模。在他的倡导下，贞观初年良吏辈出且执法公平，形成了“法平政成”的局面，《旧唐书•良吏传序》赞道：“太宗皇帝削平乱迹，以是人知耻格，苏尚贞修，太平之基，率由兹道。”
历朝历代，许多皇帝蔑视国法，极力放大皇权，对皇族或外戚徇情枉法。唐太宗认真地总结了前隋的教训，严于律己，也不放纵皇族亲戚。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太子李承乾谋反案发，洋州刺史赵节参与其中，按律当死。赵节是唐太宗姐姐长广公主的儿子，长广公主含泪向唐太宗求情，希望能够赦免儿子的死罪。唐太宗摇头不许，说道：“赏不避仇雠，罚不阿亲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违也，以是负姐。”
唐太宗自己守法，并告诫群臣道：“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宁，自身常得欢乐。”可见唐太宗的守法目的并不十分高尚，即盼望如此做可使李家政权长治久安，于是整个统治集团可以“长守富贵”。虽如是，立法宽仁、执法公平毕竟可以使“百姓安宁”，客观上促使了社会和谐，百姓安居乐业，这也正是贞观法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成效卓著的根本原因。
3、追求道德约束的境界
唐太宗通过弘文殿辩论，采用了魏征等人建言的“教化治国”主张，即全面按照儒家的“王道”理想社会进行实践。为此尊儒崇经，刊定《五经正本》；偃武修文，营造安静社会以利农事；大兴礼乐，将儒学思想散入乡约族训，形成以礼制律、刑外礼内的局面等等。从法律的角度看，人们能够自觉地用“近君子、远小人”的儒家规范来约束自己，即是强制性地按律令条文被动执行的更高级形式。
唐太宗在立法过程中，继承与发展汉以来援礼入律的传统，将儒家礼学作为制定与修改律令的指导思想，颁布的《贞观律》中的大多数篇章皆是按礼定律的。后世的《明史•刑法志》指出：“唐撰律令，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具体执法过程中，唐太宗善于从儒家“教化”的角度来深耕，力求突破相对刻板的律令条文，以期达到更好的社会效果，从而深化人们自觉地按儒家规范行事的观念。
第2个回答 2016-06-25
首先，唐太宗李世民注重立法，着力创制完备的法律体系。为了通过法律对国家实施有效管理，他主持制定了《贞观律》，明确了赏罚制度，在此基础上经过长孙无忌等大臣的完善形成了《唐律疏议》，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唐律，后来经不断修订完善在整个唐朝都得以实施。从一定意义上讲，唐律具有封建法典的典型特征，它和罗马法、拿破仑民法典是并驾齐驱的三部世界意义的重要法典。唐律的产生标志着中华文明，特别是中华法制文明走向成熟，也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到来。
其次，唐太宗李世民坚持从严治吏，抓住了法制的根本。他多次强调：“官吏违法犯罪，不能有所姑息，而应一断于律，如果违法就应坚决给予制裁。”他的叔叔李道宗曾有贪污行为，被按律削爵，贬为庶民。因此，唐律虽不严苛，但较为严密，依然对官员有很强的威慑作用，从而有效地防止了各种腐败现象的发生。
第三，唐太宗李世民有强烈的民本思想，注重通过法律来促进民生。他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做任何事情都要抓住根本的东西，国家以百姓为本，百姓则以衣食为根本，而生产衣食又以不丧失农时为根本。”他设立了死刑覆奏制度，在京城要在两日内五次覆奏，在各州要三覆奏。为了防止和严惩诬告行为，他规定诬告者要“反坐”，即诬告他人什么罪名，就用这种罪名惩罚诬告人。他还推行了发展经济的措施很多，例如推行均田制，奖励垦荒：颁行租佣调法，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不夺农时：设置义仓，救灾备荒；增殖人口，奖励婚嫁，发展生产；兴修水利设施，疏浚河渠等等，从而赢得了老百姓的拥护。
最后，唐太宗李世民强调德本刑用的思想，重视发挥道德的约束作用。他提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他注重用本阶级的伦理道德去约束统治集团，特别是上层。他善于把对官员进行反贪教育与严格执行唐律结合起来，有效地遏止了官员腐败之风，减少了贪污、贿赂这类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他不顾自己的“老寒腿”，在即位之初坚持居住在隋朝留下的旧宫殿里。至于官吏们的奢侈浪费他也明令禁止。所以，在大臣中形成了一种良好的节俭风尚，涌现出了戴胄、魏征等一大批彪炳史册的“模范廉俭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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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唐太宗李世民坚持从严治吏，抓住了法制的根本。他多次强调：“官吏违法犯罪，不能有所姑息，而应一断于律，如果违法就应坚决给予制裁。”他的叔叔李道宗曾有贪污行为，被按律削爵，贬为庶民。因此，唐律虽不严苛，但较为严密，依然对官员有很强的威慑作用，从而有效地防止了各种腐败现象的发生。
第三，唐太宗李世民有强烈的民本思想，注重通过法律来促进民生。他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做任何事情都要抓住根本的东西，国家以百姓为本，百姓则以衣食为根本，而生产衣食又以不丧失农时为根本。”他设立了死刑覆奏制度，在京城要在两日内五次覆奏，在各州要三覆奏。为了防止和严惩诬告行为，他规定诬告者要“反坐”，即诬告他人什么罪名，就用这种罪名惩罚诬告人。他还推行了发展经济的措施很多，例如推行均田制，奖励垦荒：颁行租佣调法，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不夺农时：设置义仓，救灾备荒；增殖人口，奖励婚嫁，发展生产；兴修水利设施，疏浚河渠等等，从而赢得了老百姓的拥护。
最后，唐太宗李世民强调德本刑用的思想，重视发挥道德的约束作用。他提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他注重用本阶级的伦理道德去约束统治集团，特别是上层。他善于把对官员进行反贪教育与严格执行唐律结合起来，有效地遏止了官员腐败之风，减少了贪污、贿赂这类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他不顾自己的“老寒腿”，在即位之初坚持居住在隋朝留下的旧宫殿里。至于官吏们的奢侈浪费他也明令禁止。所以，在大臣中形成了一种良好的节俭风尚，涌现出了戴胄、魏征等一大批彪炳史册的“模范廉俭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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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个回答 2016-06-25
唐太宗李世民我国封建社会中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从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中认识到加强封建法制建设的重要性,认为“安民立政,莫 此为先”。今天,深入研究唐太宗的法律思想,对于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的法律思想,作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历史借 鉴,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一、唐太宗重视封建法制建设唐太宗法律思想最突出的一点,便是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法制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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