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是日本文化精神的核心，对日本民族性的影响颇深，尤其是日本近代化过程中以及今天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中、精神信仰中，都留下了武士道精神的印痕。 研究日本武士道者，必以《叶隐闻书》为首要。 《叶隐闻书》成书于1716年（日本江户时代），共十一卷，是由佐贺藩主锅岛光茂的侍臣山本常朝口述，一个名叫田代阵基的武士用七年的时间笔录而成。主要为论语体，又称《叶隐论语》。 关于日本的研究，一般以为，《菊花与刀》和《武士道》二书是其入门要籍。前者为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所著，她以皇家家徽的“菊花”和日本武士的“刀”为符号，作为一种“既…又…”对立的文化模式，解读了日本人的内在矛盾，其观点曾影响了二战后美国对日的基本国策。后者是日本人新渡户稻造所著，在西方的骑士精神包装下，作者肆无忌惮地宣传武士道的残忍行为，企图为他们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暴虐行为辩护，同时也推动了日本军事扩张的进程，从而给亚洲各国带来了沉重的战争灾难。 以上二书，观察日本社会的视角虽有不同，但“武士道一直都是日本的精神与原动力”，人们对这一基本判断大概是没有疑义的。而关于武士道的精神形成，《叶隐闻书》应当是最重要的第一手研究资料。书中我们不难看出，日本在何种程度上接纳了儒、佛学等外来文化的，乱世中他们又以何种方式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近乎魔道的死亡观念，如何通过日本武士来实现的。就读后感受而言，笔者以为，只有认真研究了那些不加掩饰的武士道言行，我们才可能把握或理解一个“暧昧”的日本。 《叶隐闻书》书中涉及到大量的切腹、复仇和异类死亡观念等内容，那些挑战人类道德底线的武士狂言，如书序作者所说，本该藏之深山或付诸一炬的，但那些血腥言论，不幸被奉为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原典，从而演变成近现代日本的历史现实。 口述者开宗明义宣称：“所谓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于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没有什么大道理可言，此乃一念觉悟而勇往直前。”死亡观是该书的核心，也是武士道的精髓所在。 在我们看来，武士的“无目的死”是没有价值的，他们对生命的冷漠态度也令人发指。但是，山本常朝的死亡观念，不是一时冲动的即兴狂言，包含了日本人对待外来文化、自身生存的理解。山本常朝有两位导师：一个是湛然禅僧。和尚教导他，无念即是正念，行动就是无邪的无住念，故人生可由武士道直入佛门，即武士道——忠于主君——孝行双亲——慈悲心。另一导师是佐贺藩的儒者石田一鼎，儒家精神熏陶了他的“不可为而为之”刚强之勇和担当意识。但佛学中的不杀生规戒和反对自行了断生命的态度，却被日本的武士道抛弃了。 武士的“忠孝之道”，与我们儒学的忠孝完全是貌合神离的。儒家中庸之道被口述者诠释为矫枉必须过正，“中道是究极的境界，可武士道却必须超越，敢为天下先。教人射箭，规定左右手要有相同的高度，可右手动不动就会抬高，所以，真要射箭时，右手要降低一些，才是正确的位置。” 一般来说，我们总是在逃避着死亡，而武士道就是要直面死亡，要思考怎样去死，抱着“死狂”激情，去实现死亡瞬间散发的“美学价值”。这种美学意义上的死亡，被他们赞誉为所谓的“落花之美”。“叶隐”就是“落花之美”意象,它意指凋零有期的花儿，隐藏于叶下，遇有知音，瞬间飘落而去，以展示自身生命的价值。从美学上看死亡，那些复仇、切腹等残忍血腥的场面，以“真漂亮啊”等赞许口气出现在《叶隐闻书》书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通过《叶隐闻书》书中关于武士道的死亡观简评，我们不难看出，日本是个谜，日本文化是独特的文化，它不是东方的儒学、佛学，但有儒学、佛学因素，它不是西方文化，但却有西方的存在主义和权力意志论的影子。依笔者拙见，日本文化就是以武士道为精神原动力的文化，这种文化本质上是要向外超越的，一旦给予外部条件时，势必要挑战人类的道德底线。 认真研读《叶隐闻书》后，我们会同意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卓识：“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是一个隐藏在‘暧昧’表象下，无与伦比的单一民族集团性和不择手段的进取性的国家。不管‘菊花’也好，‘刀’也好，都是维护大和民族共同体，进取扩张的手段——不同的手段而已。在日本人的世界里，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构成了奇特的‘互补’”。 如果这一“奇特的互补”来自武士道精神，那么谦卑地接受黑格尔的教诲，应当是有益的。这一教诲就是：“‘精神’——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不自由。他们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唯其如此，这一个人的自由只是放纵、粗野，热情的兽性冲动，或者是热情的一种柔和驯服自身只是自然界的一种偶然现象或者一种放纵恣肆。所以这一个人只是一个专制君主，不是一个自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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