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鲁迅？
从1924年后半年到1926年，是鲁迅创作非常活跃的时期。他的《彷徨》与《野草》均在这个时期完成，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鲁迅的杂文显示出他的独特与成熟。还是在这个时期，鲁迅的复杂性与多面性成为令人无法回避的存在。似乎有着两个鲁迅，一个是写作《野草》与《彷徨》的鲁迅，一个是写作杂文的鲁迅，这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解释学上的断裂。冯雪峰曾作这样的判断：
我以为《野草》中的大部分作品，是和他同时写的《华盖集》及其续编的杂文有不同的特点。《华盖集》及其续编，是鲁迅先生极其猛烈的社会战斗的记录，所表现的思想和感情都是很健康的，这是说他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但《野草》则更多地表现了鲁迅先生的内心矛盾的交战和痛苦的叫声，其中的思想就不能当作鲁迅先生的社会思想的代表来看，因为它表现得很隐晦，同时作为思想者著作来看，在鲁迅先生的著作里面也并不占那么重要的地位，并且其中好几篇作品，无论在思想上在感情上都是个人主义的，而且阴暗的，有虚无感的，悲观而绝望的。自然，这种虚无和绝望的感情，同时又被鲁迅先生自己在否定着，他同自己的虚无和绝望斗争，这是在同一篇作品中都看得出来的，但斗争的结果怎样呢？还是有些虚无和绝望，总之是矛盾，个人主义本身的矛盾。
这代表着中国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对鲁迅的看法：《野草》中所呈现的鲁迅这一面是有待否定的，是鲁迅对自己旧思想和旧感情的咀嚼。鲁迅同时写作的两种文体有了新旧之分，杂文代表着他的主流方向，代表着他的未来的选择，而《野草》则代表着他思想转折时期的次要的，与他即将否定的思想与感情相关的写作。
这种解释模式自八十年代以来，被新的模式所代替。李泽厚对鲁迅的判断与冯雪峰的观点截然相反：
鲁迅尽管自1918年起在《新青年》发表了《狂人日记》等一系列小说、随感，猛烈地抨击着旧道德旧文学，但他所呐喊的所鼓吹的所反对的，如果从思想角度说，尽管深度远超众人，但在基本思想、主张上，却与当时他的朋友和战友们大体相同，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
鲁迅真正日益激动和积极起来，是他二十年代卷入女师大风潮，目击刘和珍被杀，被章士钊罢官，跟“正人君子”笔战，以及和许广平的恋爱，这使他由北京而厦门而广州而上海，现实生活和政治斗争使他由孤独者一步步走上马克思主义左派战士的道路。但是，鲁迅后期基本上并没有成功的小说，他的力扛九鼎叱咤千军的著名杂文，尽管在狠揭烂疮的思想深度和喜笑怒骂的文学风采上，始终是鹤立鸡群、无与伦比，但在思想实质和根本理论上，与当时瞿秋白、冯雪峰等人也基本相同，也并无特殊。
然而，鲁迅却始终是那样独特地闪烁着光辉，至今仍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原因在哪里呢？除了他对旧中国和传统文化的鞭挞入里沁人心脾外，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一贯具有的孤独和悲凉所展示的现代内涵和人生意义。
这种孤独悲凉感由于与他对整个人生荒谬的形上感受中的孤独、悲凉纠缠溶合在一起，才更使它具有了那强有力的深刻度和生命力的。鲁迅也因此而成为中国近现代真正最先获有现代意识的思想家和文学家。
而最集中体现他的形而上的孤独与悲凉的，自然是《野草》以及与之相似的《彷徨》中的作品了。相比之下，鲁迅的杂文就不是鲁迅精神的最本质的体现。李泽厚讲述了他思想得以发展的情境，他的现实斗争状况，这促使他走向左派战士的道路，而他的形而上的孤独、悲凉的现代意识是来自于尼采、安特也夫等人。
八十年代以来的解释模式，几乎倒转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模式。后者把鲁迅分割为前期与后期，把鲁迅的《野草》以及所有与之相关的思想与感情放入他的前期，并且认定是前期中处于次要地位的。这样，鲁迅的杂文构成了鲁迅极为主要的占主流地位的思想与感情世界。而八十年代以来，鲁迅的前期后期的分割模式没有变动，但前期的地位远超过后期，甚至是，前期体现了真正的鲁迅，而后期则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个党派的鲁迅，一个思想与艺术两方面都蜕化了的鲁迅。而且，对于前期的鲁迅来说，最能体现真正的鲁迅的，是《野草。总而言之，《野草》是鲁迅的灵魂之所在，而他的杂文，则是表象的，非本质的。
但是，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模式在思维方式和事实认定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只是在价值判断上出现了对立。两者都把《野草》与鲁迅的杂文作为断裂的两极，《野草》之所以值得肯定或之所以值得否定，都因为它是鲁迅的个人主义精神的体现，都因为它与尼采、基尔凯郭尔、安特也夫相关，都因为它表现了孤独、绝望。杂文之所以处于最高位置或之所以地位不高，也因为它是鲁迅党派立场的体现，都因为它与现实斗争产生了紧密的或曰过分紧密的联系。
钱理群这样描述鲁迅研究50年来的变化：
如果说40、50、60年代，人们对鲁迅的观察视野集中在“民族英雄”的鲁迅这一个层面上，带有单向思维的性质，那么，今天，人们尽管仍然高度重视鲁迅作为“我们民族的伟大代表”、“我们民族的优秀精神的大集合体”这一面，同时又把观察视野缩小到作为“个人”的鲁迅，对“自我”——他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心理素质、性格、情感……，感到了浓厚的兴趣，又扩大到作为人类探索真理的伟大代表的鲁迅，从世界范围内，从人类思想发展史的广大时间、空间来探讨鲁迅及其思想、艺术的价值。
钱理群希望找到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但是，不可否认，当代鲁迅研究确实是从“民族性”走向“个人性”与“人类性”，这显示出研究模式在价值尺度上的根本变化。所谓的“个人性”与“人类性”都是在与“民族性”的差异中显示出来的，所以，鲁迅的杂文就因为与他人的观点基本相同，并无特殊性而缺乏意义。而他的《野草》等作品是最独特的，最显现出自我的特点的，又是在世界范围内最有现代意识的。八十年代以来的解释模式中，非常值得反思的一个问题是：所谓鲁迅的“个人性”与“人类性”几乎是可以合二为一的。他最独特的情感、思维能与西方现代哲人息息相通，他从世纪初认同的西方近现代思想能帮助他形成最为独特的个性。从“个人性”论证到“人类性”，从“人类性”论证到“个人性”，是八十年代以来，鲁迅研究最有特色的地方。作为存在主义的鲁迅（人类性）与作为孤独的在绝望中挣扎的鲁迅（个人性），两者之间，《野草》得以被充分地重视，而他的杂文，被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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