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因为直接地表达作家对社会现实的见解、态度，因此也有一个极鲜明的议论主人公的形象。透过杂文显现出的是一位不屈不挠地与旧势力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始终坚持“韧性战斗”的革命者形象。他发扬“打落水狗”的精神，告诫自己的伙伴:敌人能叫我们妥协，他们自己是绝不妥协的。他更反对在旧势力面前低眉顺眼、唯唯诺诺，认为“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绝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就是没出息。”(《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他的杂文表现了极鲜明的爱憎。一面是主张对敌人要“无毒不丈夫”，连白眼也不给的极度的轻蔑，如他在《女吊》中赞美被欺压者的复仇精神，在《死》中表示对敌人至死也不宽容。这些都典型地表现了那种毫无奴颜媚骨的硬骨头精神。另一方面，对人民大众，对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则表示深挚的热爱之情。面对托洛茨基分子的挑拨，他坚定地回答:引共产党人为同志，这是自以为光荣的。对广大妇女、儿童的命运和青年的成长的关切，在他的杂文中处处可见。对自己队伍中的同志，也常有心切语重的忠告与批评。这一切综合起来，鲜明地体现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性格或鲁迅精神。
因为在杂文中直接表示对现实和历史的见解，因而其中必然包含了鲁迅的丰富的社会经验。这是他留给后人的极宝贵的精神财富。例如对于反动阶级的本质的认识，对旧社会“国民性”的解剖和思想革命意义的深刻阐发，对中国知识分子队伍特性的揭示等等，往往表现出他高人一等的眼力。当某些好心的书呆子看到蒋介石屠杀革命人民而惊呼“杀错了人”时，鲁迅在《“杀错了人”异议》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反动派没有杀错人，倒是我们有些人看错了人。《青年与老子》从历史和现实中杂取一些故事，固然是抨击了无耻叛徒；然而他揭出“青年”利用“老子”的规律，是历来许多野心家、两面派所共有，至今没有过时，令人惊叹鲁迅的锐敏。至于在发展革命文艺方面，他从实际所总结出的理论，更是十分丰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