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的传统教育也相应地发生了一系列演变。逐步形成了具有明显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色彩的中国近代教育体系，与新兴资产阶级的出现和与反帝反封的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兴起相适应，也出现了资产阶级民主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具有近代民主思想的进步的思想家，主张变法革新，改革政治，提出了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中心的向西方学习的口号。这一思想不仅对以后的变法维新运动影响很大，而且为西方近代体育引进中国奠定了思想基矗。
1．洋务运动的“新教育”与西方近代教育的输入
19世纪60年代，清朝统治阶级中一些掌握军政实权，以镇压人民起家的大官僚、大军阀如：奕讠斤、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看到中国的古老的弓箭、刀矛是敌不过西方的轮船大炮的。为了实行对内镇压人民革命、对外御侮图强，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推行所谓“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在教育方面，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兴办“西学”，以培养科技人材。他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在各地开办了造船、兵器等工厂；开办了外语、船政、机器、军事等学堂；并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各国学习。这称之为“新教育”。它是中国设立近代式学校的开始。在“新教育”中，洋务派为了镇压起义和反抗斗争，先后在天津、上海、广州、武昌等地聘请外国军官，废弃传统的骑射、“弓、刀、石、技勇”，改练洋枪、洋炮、洋操，训练新式的陆海军。这样，做为体育运动的体操首先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出现了。但此时的体操主要是英国的兵操，包括列队、刺杀、战阵与战术等。在“新教育”中，洋务派为了军事的需要，还开办了一些军事学堂。如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陆师学堂、广东水师学堂、福建船政学堂等等。这些军事学堂聘有外国教官，依照外国军事学校办理。军事学堂除开设一些近代军事学科外，并设有体育课程，称为体操课。如在北洋水师学堂，“学生入学，授以英国语言，翻译文法……推步、测量、驾驶诸学。虑其或失文弱，授之枪，俾习步伐；树之桅，俾习升降”，“以升降娴其技艺，即以练其筋力”。由此看来，洋务派的军队和学堂教育是近代西方体育输入我国的开端，在一定意义上讲，洋务运动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2．维新运动的教育思想与近代体育思想的形成
1894年中日战争，中国惨败以后，帝国主义各国企图瓜分中国。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想仿效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进行改良，变法维新，被称为维新运动或维新主义。在维新运动期间，先后颁布了一些有关教育方面的上谕。如：（1）筹办京师大学堂。（2）令各省督、抚、将、将盛州、县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地方自行捐办的义学、社学等，也一律兼习中西学。（3）所有中小学应读之书，仍由官书局编译、颁布遵行。（4）设立农业、茶务、蚕桑、医学学堂。（5）派人出国游学。可以看出，维新派主张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来改良封建主义的“旧学”，提倡从“西学”入手，组织学会，兴办学校，开发民智。虽然维新运动仅一百天就失败了，但维新主义的教育思想对以后的学校教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积极影响。他们从进步的近代教育的角度提出了发展体育的主张，阐述了体育思想，促使了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形成。在维新派中，严复是中国最早的较系统地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先驱人物。他创办了北京通艺学堂、上海复旦公学等学校，从事教育工作二十年。他翻译了斯宾塞的《德育、智育、体育》一书，译名为《劝学论》。他是首先在我国传播西方资本主义德、智、体三育并重教育的维新主义者。严复认为改良中国的社会，自强图存，保种保国，主要应从三个方面着手，“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就是要使国家三强：“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虑之强、德行仁义之强”。他提出的自强保种的三大要政中的“鼓民力”，就是要使人民具有强健的身体，有“血气体力之强”。他认为要具有强健的身体，一方面要通过体育和其它劳动“练体力”，一方面要讲卫生。康有为在他的维新主义思想中，非常重视教育。他认为“今日中国之敝，人才乏也，人才之乏，不讲学也”，“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康有为的教育思想、体育思想，主要表明在他的《大同书》中。他认为大同社会的学校教育应分为《婴儿院》、《小学院》、《中学院》、《大学院》四级。各级教育都要培养德、智、体、美各方面的发展，并提出了各级学校的目的任务、课程和教育措施。他重视体育，在《大同书》中，较系统全面地提出各级学校的体育和卫生的理论与应有的措施。如：在婴儿院，注意饮食、嬉游安息，壮儿体；在小学院，“体操尝游步场无不广大适宜，秋干、跳木、沿竿无不具备”；在中学院“体操尝游步园、操舟诸莫不毕备”；在大学院，“大学亦重体操，以行血气而强筋罕。这表明，康有为是从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思想基础上来表述其体育思想的，《大同书》不仅提出了我国最早的一个全面、系统而富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教育制度，也反映了康有为较为系统的学校体育思想。梁启超师承康有为，非常强调学校教育的重要意义，甚至认为要使国家富强，“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他认为：“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为教育上缺一不可之物”。主张学校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德、智、体”发展的“新民”。他还认为“尚武”是新国民的特性之一，因此他非常重视尚武精神和学校体育。他在《论尚武》一书中，从国家、民族的存亡论述尚武的重要意义说：“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之以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立国者苟无尚武之国民，铁血之主义，则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民众，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梁启超的体育思想，是其教育救国、教育图强爱国思想的组成部分。总之，资产阶级维新派是最早接受西方近代教育思想和体育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们以“救亡图存”为目的，从教育的观点来论述和倡导体育，这样就初步形成了中国近代体育思想。这一思想对促进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学校体育的兴起，尚武风气的开拓，都起了极大的作用。
张伯苓是以其传奇人生丈量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者。50余年里先后创建了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以毕生心血构建了南开完整的教育体系。
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
4月5日清明节，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冥诞。我以拙著《张伯苓年谱长编》寄托“心祭”。那一个个方块字，似乎都化成了与这位教育先哲进行心灵沟通的轻声细语。
张伯苓先生是以其传奇人生丈量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者。他从清朝末年走上三尺讲台，创办新式教育，筚路蓝缕，开拓前行，历经北洋军阀和民国时代，直至新中国成立。50余年里先后创建了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以毕生心血构建了南开完整的教育体系。张伯苓办学伊始，即以凌厉的锐气、开放的文化心态、“东西称盛”的教育目标和宗奉不渝的独特办学理念，为把南开做成“私立民有”的学校不懈求索。南开以办学立意高峻、校风优良、名师荟萃、人才辈出著称。从南开走出了周恩来、吴大猷、陈省身、曹禺、叶笃正、刘东生、张忠谋（台湾台积电董事长）等一大批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和实业家。梁启超曾说：“南开为我教育界之一元气”。孙中山也称赞：“南开是世界有名的好学校”。胡适称张伯苓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美国教育界评价张伯苓：“50年来，以坚定的信仰和毫不动摇的意志献身教育，振兴中华，是全国自信的象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先后授予张伯苓名誉博士学位。
改革开放后，国家在南开大学隆重纪念张伯苓诞辰110周年，重新肯定他的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一生。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
矢志不移的教育信念
张伯苓是在旧时代办教育，在复杂动荡的社会条件下，国力萎靡，民不聊生，教育所面临的生机与命运，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张伯苓要办私立教育，没有政府投入和纳税人供给，独立支撑一座学府，经费就是头等难题。1934年，张伯苓写给南京教育部的报告中曾经慨叹以私立学校有限之财力，“十五年来，屡感竭蹶”。张伯苓的好朋友司徒雷登说过，我作为燕京大学校长，在美国有一批潜在的赞助者，而张伯苓没有这些条件。我深深知道，张伯苓在中国创办一所私立大学的困难。张伯苓也说，南开在最困难的时候，八里台（即南开大学所在地）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甚至每棵小树都好像在向我哭。其实，要克服办学困难，不是没有“取巧”的办法。比如扩大招生名额，增收学费，或者卖文凭，开“后门”，南开立马会有转机。但是教育家的良心，使他坚决不做有损学校声誉的事情。张伯苓就是这么一个人，乐观、进取、知难而进。每遇挫折总说：“不要紧，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北洋政府请他做教育总长，张学良请他当天津市长，他都婉辞不干，依然矢志不渝地带领南开前进。
1937年，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南开被炸毁，校园被日军盘踞，师生四散。面对如此惨局，张伯苓在悲痛中奋然表示，只要举国抗战，南开被毁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办一个南开。当时《中央日报》发表社论：“62岁的老人，34年苦心经营的学府，一朝毁灭，而所表现的态度，乃‘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这就是南开精神。”这一张大报，破天荒为一位教育家立碑立言。
坚定的教育信念，是张伯苓实现他的奋斗目标和伟大事业的精神动力。而坚定的教育信念，又来自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执著期盼和岿然不动的定力。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他就说过，我日夜所努力所希望者，欲二三十年内在世界史中，有一章是“新中国之觉悟之崛起”。张伯苓的全部教育奋斗史即立足于此。
把教育的情爱播撒校园
学校是张伯苓的第二生命，学生是他的精神寄托。他从外地归来，或从国外归来，不先回家看妻儿，而是先到学校看师生。平常在校，他不是一头扎在办公室里，而是常到学生寝室、教室走走，或者找学生谈话。每周的“修身”集会，照例都给学生讲话，从国家大事到人格养成，从南开校史到校训校风，娓娓道来，入心入脑。周末也常常与学生在一起，或观摩学生排演话剧，或站在学生堆儿里观看球赛。新生入学，他能很快记住学生的姓名。南开中学满千人之前，张伯苓几乎都能叫出学生的名字，熟知每人的情况。对于具有特长或者经济困难的学生，他会格外给予关注。他把关爱、体贴贯穿于学生的学习生活之中。一抹微笑、一句规劝、一份理解，不只传递着温情和鼓励，也蕴含了学生在课堂未必学得到的人生秘诀。当然，他对学生的爱，更多还是体现在为学生营造全面发展的文化氛围上。南开以学生社团多、课外活动丰富多彩而闻名。正如周恩来所说，南开的教育是自由活泼的。当时的南开教育不是现在的“应试文化”，而是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鼓励学生参与社会活动，培养学生适应各方面的能力。
夏丏尊在《爱的教育》中曾说，教育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张伯苓对学生的爱就是一泓永不枯竭的池水。
始终把教师放在重要地位
张伯苓是教师出身的职业校长，深知教师特别是优秀教师对一所学校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南开大学初期就明确提出“大学最要者即良教师”。他是教师的朋友，尊重教师，善待教师，让教师当家作主，参与学校管理。后来张伯苓进一步提出，大学是学者为学问而聚集之所，吸引学生的最大力量是好教授。为此，要求南开各院系都要有相当的学术带头人，“才必上选，数必充实”，由他们组成教授团队的核心。同时强调选聘和引进人才要坚持“学行并茂，资质与学力兼长”的标准，而不能“论学不论人，重天才而忽略功夫”。张伯苓的教师观影响了几代南开的师资队伍建设，形成了南开重视选拔培养优秀青年学者的良好风尚。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晚年在台湾发表纪念张伯苓的文章，其中特别谈到南开“藉伯乐识才之能，聘得年轻学者，予以教研环境，使其继续成长，卒有大成”的经验，认为南开在这方面确有极高的成就。所谓“予以教研环境”，无非是尊重人才成长规律，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而已。太多的功利色彩不利于青年学者健康成长，当今创新人才呼之难出，毛病恐怕就出在人才导向和教育价值观上。
强调“三不”办学主张
独立的大学精神，最重要的体现是办学特色。张伯苓注重从自有的资源出发，突出特色和精品，坚持把适应和引导社会需要放在首位，构建有特色的学科和创新人才平台。他不盲目攀比，不贪大求全，坚守办学的底线，控制发展规模，量力招生，绝不图财扩招，不开“学店”，不卖文凭。他公开申明办学“三不”主张：一曰不偏——坚持正确办学方向；二曰不私——清廉为本，以诚立校，不以办学为致富之门，不以办学为狩官之阶；三曰不假——不虚假招摇，不欺学生，不欺社会。“三不”主张既是校长的人格，也是学校的“校格”。南开凭此“安身立命”，也赖此赓续不衰。
张伯苓的办学精神和办学成就，在拙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中都有翔实的记述。为了尽可能将一个全面、立体的张伯苓展现给读者，笔者多年埋首于故纸堆中，无论朝夕，孜孜矻矻，广事搜求。不仅获得了大量书刊资料，而且发掘了大量档案秘籍，仅未刊的张伯苓函札即多达3000余件；不仅追寻张伯苓的国内足迹，又远赴哥伦比亚大学访查张伯苓留美轶事，还从校友中得到不少有价值的口述史素材。在此丰厚基础上，爬梳剔罗，辨析考证，去伪存真，力求真实客观，准确可靠。“年谱长编”在体例上也作了一些尝试，加入历史真象的细节探究与剖析，还原谱主所处时代的历史语境，融史料与史识为一体，以期凸显年谱兼具资料性与学术性的功能。
“年谱长编”或可成为真正认识张伯苓的资源，成为学习借鉴张伯苓办学精神的宝库。面对时下“娱乐化解读”历史人物的流风，耐心读一点年谱之类的书，也许是一味不错的清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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