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历史上，过度制衡原则长期以来是其军事建设的一个突出特点，给边防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分析并归纳两宋边防因此产生的不利影响，主要反映在以下诸多层面。
军事决策的迁延滞后
自确立全面防御战略后，宋军除了抵抗北方强敌辽朝外，还要应对新兴的西夏势力在西北的威胁。面临两面受敌的被动局面，宋廷因军事保守消极，导致边防决策拖延，以致往往被动挨打。有关这方面的史实不胜枚举，其中宋真宗朝最突出的例证，莫过于西北边防决策上的延误。在宋太宗朝后期，西夏队伍不断拓展疆域，至道二年(996)，又开始围攻西北战略重镇—灵州。在援军和粮饷经常受阻的情况下，宋朝数万军民只能困守孤城。
宋真宗即位后，面对日益严峻的灵州局势，统治集团却优柔寡断，在守与弃之间摇摆不定。前线官员提议修筑绥州城堡，''以遏党项''，但由于决策层意见不一致，''互执利害，久而未决''。咸平四年（1001)十二月，宋真宗要求中书、枢密院大臣会商绥州城议案，宰相吕蒙正与参知政事王旦持反对意见，另一位宰臣李沆认为建议虽有价值，但损失，只有枢密院的大臣倾向于支持。西夏从此控制了西北要地，极大增强了实力，形成了咄咄逼人的态势。
宋真宗朝与西夏议和以后，当政者长期满足于对手称臣的表面安宁，对西夏积蓄力量并扩张的现实缺乏预案。如名将曹玮驻守西北前线期间，多次预见性地提出遏制西夏的方略，都未引起重视。宋仁宗朝前期，对西北边防的部署依然如故，因此当元昊突然称帝决裂时，宋朝当政者遂措手不及。据记载，宋仁宗数次询问对策，王騣、陈执中及张观三位枢密院文臣皆''不能对''。宋朝只得匆忙被动应战，于是陷于多年的西线战事之中。
类似以上重大军事决策的延误，还发生过多次，如宋徽宗朝联金灭辽的''海上之盟''。这项重大决策本身便存在短视的缺陷，即只考虑联手金军获取燕云地区，却没有预见''唇亡齿寒''后更强大的金朝之威胁。就其决策与落实的过程而言，同样存在一再延误的问题，以致错失了宝贵的时机。
据记载，始作俑者是亲信宦官童贯，才抛开一些官员的反对意见并付诸行动。因此，从重和二年（1119)宋朝派官员出使金朝，到次年双方商定共同出兵夹攻辽朝，再到宣和四年（1122)宋军第一次出兵辽燕京，前后拖延数年之久。当假手金军获得燕京等地后，宋统治集团只顾陶醉于虚假的成功，却没有周密的御金对策并及时有效地加强军事部署，最终迎来了灭顶之灾。南宋联蒙灭金后的情况，几乎与上述如出一辙。由此可见，宋朝军政制衡下导致的决策混乱滞后，给边防带来严重的后果。
总体动员力的涣散
历史上，汉武帝、唐太宗因为动员了全国的资源，得以集中优势兵力出征，才取得逐匈奴、突厥于塞外的重大战果。而宋朝虽然在经济实力、财政收入、人口规模以及队伍数量上占有明显优势，但由于受到军政分权制衡框架的约束，行政权、兵权和财权不够集中，因此难以有效地发挥国家的总体动员能力，即无法使自身优势转化为强大的军事力量。
作战指挥的被动僵化
由于战场形势变幻莫测，排兵布阵必须随机应变，故统帅应有灵活指挥权。孙子即指出：将能而君不御者胜。''这一名言早已久经沙场检验，成为用兵常识，以往王翦、韩信、卫青、霍去病、李靖等全权指挥用兵，取得决战千里之外的胜利便是如此。宋代统治者无视士兵的忌讳，以制衡的规则约束前线将领，直接介入军事行动，使将领们受到诸多制约。他们对战争反应消极，往往错失良机。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太宗第二次北伐，由于三路军将领缺乏独立的军事力量，在督军的监督下，他们能够严格执行预定的计划。其中东路主力军主帅曹彬行动迟疑，错失战机，遂在辽军机动灵活的反击下溃败;西路军副帅杨业提出借助地利设伏阻击的良策，主帅潘美不予接受，杨业最终被监军王侁逼迫孤军出战，结果兵败被俘。王船山对此尖锐地批评:曹彬谨慎而不敢居功，''将避权而与士卒不亲;将避功而败可无咎，胜乃自危，贸士卒之死以自全，而无有不败者矣''。
北宋中叶的武将王德用指出：咸平、景德中，赐诸将阵图，人皆死守战法，缓急不相救，失败太多了。''相反，当一个将军不受约束时，他常常获胜。例如，太平四年（979）10月，辽军发动南方进攻，宋军在满城与之作战。宋高宗时期，岳飞、韩世忠等将领由于更独立地运用队伍力量，在反金战场上取得了许多胜利。
队伍中的文武矛盾
在以文驭武规则的制衡下，宋朝武将长期受到军中文官的支配，如宋仁宗朝人所承认''自来武臣在边，多被文臣挚肘''。由于文臣缺乏实战经验，常因纸上谈兵带来恶果，故武将多对其缺乏信任感，由此而产生文武之间的抵牾。因此缘故，宋朝边防及作战效能受到很大影响。如北宋中叶侬智高在外部发动叛乱后，文臣杨畋最初主持平叛，但因其''迂阔无威''，引起属下诸将不服，遂接连失利，''以无功斥，名称遂衰''
武将与队伍士气的低下
由于受到各种钳制规则的约束，外加循谨安分特性的要求，宋朝将领的斗志受到挫伤，其素质也普遍降低，故作战往往缺乏积极主动性。如前述宋太宗朝曹彬、潘美等人在北伐中的消极表现，即为典型例证。宋真宗朝，边防将帅也多萎缩怯战。如咸平六年（1003)，辽军围攻望都，王继忠率军抗击，王超与葛霸奉命救援，但''超、赞皆畏缩退师，竟不赴援''，致王继忠孤军战殁。至于骑兵将领王荣，''无将才，但能走马驰射，性怯怯''，更是一再贻误战机。还有宋仁宗朝的许多大将都表现得庸碌无为，如夏守赞懵于用兵。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对于边防将领无能表现的根源，宋人其实心知肚明，宋太宗朝后期便有多位官员言及将帅无权之弊，如张洎上奏反映：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谦自任。''''将从中御，兵无选锋，必败。王禹偁则指出：兵势患在不合，将臣患在无权。''甚至提出''抑儒臣而激武臣''的激进主张，希望振奋武将群体的精神面貌。以后，王安石仍检讨了''将从中御''的弊端。
然而，宋朝却始终不愿从根本上放弃制衡将领的规则，放权于将官的建议也就难以落实，因此对队伍士气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由此导致边防低效的后果也在所难免。此外，北宋长期存在的更戍法，使得出征的队伍通常由不同番号的各营临时组成，因此造成将领与部下之间的隔阂，也降低了队伍的战斗力。直到宋神宗朝变法后，才消除了更戍法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