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八旗抑绿营的建军治军思想有哪些？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一）按民族分编，首崇满洲

清代前期，军队是按民族分编的。国家的“经制兵”（正规军）为八旗兵和绿营兵。八旗兵是继承中国北方民族的军事传统，以满族为主体，适应满族社会发展的需要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军队，内部按部族分编为“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绿营兵是清初仿明朝边防镇戍制度，收编明朝降附的官兵和新募汉兵组建的各省地方武装，它是清王朝在取得全国政权的新形势下，面对广阔的国土和人口众多的汉人而八旗兵力严重不足的矛盾，采取以汉治汉政策的产物。除经制兵八旗、绿营之外，各地还有一些非正规的地方武装，如蒙兵、藏兵、番兵、夷兵等等，也基本上是按民族分编。八旗与绿营虽同为国家的经制兵，统治者对其并不是一视同仁，而是扬八旗而抑绿营。由于八旗兵是太祖努尔哈赤亲自创建，为清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巩固其统治的主要依靠力量，所以在各方面都给予特殊照顾，不但粮饷、装备等优于绿营，而且拱卫京师和驻守战略要地等重要任务也交由八旗兵执行。清王朝虽然不得不建立由汉人组成的绿营，但对它并不完全放心，一方面在兵力部署上用八旗兵来监视和控制绿营兵，另一方面在军官的职权和铨选上规定，八旗都统、将军可以指挥绿营官兵，绿营统兵将领却不能指挥八旗；八旗武官不但可以充任绿营汉人的职位，而且直隶（约今河北）以及山西、陕西、甘肃、四川等省区的绿营中还设有只能由满人充任的满缺。对于八旗兵，清王朝也并不同等看待。八旗之中，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由皇帝直接统辖，称为上三旗，享有特殊的待遇，如担任御前侍卫任务的亲军营，成员只能从上三旗中挑补，于下五旗中挑取者也要移人上三旗当差；满、蒙、汉八旗，八旗满洲被视为基于，地位最高，八旗蒙古次之，八旗汉军又次之。所有这一切，都充分反映出清王朝首崇满洲、优待八旗、以满治汉的思想。

（二）兵权归一，高度集中

清朝的军事领导体制经历了一个由分权制向集权制转变的过程。后金时期，满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演变，与之相适应的军事领导体制带有分权制的特点，由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凡军政大事皆由旗主共议集体裁决，议政王大臣会议为最高决策机构。清定鼎北京后，统治者认识到，必须对旧的政治体制和军事体制进行改革，以加强皇权。随着王权的不断被削弱，有名无实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终被取消。雍正年间设立的军机处，虽然总揽了军、政二方面的大权，但它只不过是一个秉承皇帝旨意办事的秘书班子，实际上大权完全操于皇帝一人之手。康、雍、乾时期，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皇帝“乾纲独断”。康熙帝说：“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所以无论巨细，朕必躬自断制。”（《东华录》康熙朝卷91）与此相适应，在王权不断削弱过程中，原为各旗旗主私属的八旗兵逐渐变为国家亦即皇帝的军队，军权由分散趋向集中，皇帝把军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康熙帝曾说：“部院诸事，朕尚与诸巨商酌之，惟军旅之事，皆出自一心筹画。”为了达到兵权归一的目的，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从理论上进行了阐述。如作为中央最高军事机构的兵部，并无实权，“不过稽核额籍，考察弁员而已”，一切军务皆由秉承皇帝旨意的军机处办理。为了防止武将擅权。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清王朝一是实行以文督武的方针，即地方军权分寄予总督、巡抚，以文臣总督、巡抚节制武将提督、总兵，法律明确规定：“国家军旅之事，专任武臣，其在直省者以文臣监督，日总督，日巡抚。”（《康熙大清会典》卷93）作为各省绿营的高级将领的提督、总兵，只有统兵权而无调兵权。督、抚在管区内虽有调兵权，但也要同时奏报皇帝认可。二是不准武将久任一地。康熙帝从吴三桂叛乱的教训中总结出兵权不可令武将久擅的思想，他说：“边疆提镇，久据兵权，殊非美事。兵权久握，心意骄纵，故每致生乱……即此观之，兵权不可令久擅也。”他还说：“武官久任非善事。在昔唐朝藩镇骄蹇跋扈，皆由久典兵权之故耳。”

（三）兵农相分，专于为兵

八旗兵是满族社会特有的军事组织，皇太极在谈到八旗兵制时曾把它与明朝兵役制度进行对比，说“南朝规矩兵民为二，民有常业；兵有常粮；我国兵民为一，出则备战，人则为农，兼以收拾兵器”（《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敕谕副将高鸿中稿》）。八旗兵役制度的特点是兵民合一、耕战结合，这是由当时满族人口少、生产力低下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入关之后，八旗兵逐渐失去生产职能，不再从事生产，成为常备兵。这种变化，与社会发展的趋势相一致，是历史的进步，然而它又很不彻底，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保留了兵民合一的传统，当兵披甲局限于旗人狭小的圈子里，成为一种特权，给八旗兵带来许多负面影响。统治者对此视而不见，相反却对兵民合一的传统大唱赞歌，说：“设兵之制，历代因革损益，虽互有不同，而其实不甚相远，其出于特创而无所因袭者，则我朝八旗之制是也……其制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盖几隶于旗者皆可以为兵，非如前代有签派招募充补之烦而后收兵之用也。”（《清朝文献通考》卷179，《兵》一）相反，不少官员和学者充分认识到八旗兵民合一的弊端，以评论寓兵于农为幌子，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清初杰出的思想家王夫之（1619~1692）认为，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一定的条件，“三代寓兵于农，封建之天下相承然也”，后世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兵民分为两途，农出粟以养兵，兵用命以卫农，“固分途而各靖”。腐儒不懂得“因时而利用”的道理，称说寓兵于农而不绝，其愚足以祸天下。“农之不可兵也，厉农而以弱其国也；兵之不可农也，弱兵而只以芜其土也”（《读通鉴论》卷17，《简文帝》）。陆世仪（1611~1672）也指出，兵民合与分，要视情况而定，“人习战斗，法令森严之时，宜于兵民合；太平日久，人不知兵之时，宜于兵民分”（《论兵制》，《清经世文编》卷71）。顾栋高（1679~1759）认为，兵民为一，行之愈力，危害愈甚。王昶（1724~1806）认为，治国者不应当承袭寓兵于农的迂谈，而应任良将，驭精兵。乾嘉时期著名的散文家姚鼐（1732～1815）则指出：兵民相分是历史的必然，“虽有圣人不能使之复合者，势也”；后世由于战争规模巨大，参战兵力众多，而战争的胜负在极短的时间内即可决出，这就要求士兵必须具备极高的军事素养，军队应以强军为本，“士卒知战斗而已”，兵农无法兼顾；否则，“兵农两为，战则速败，而田野为芜莱，国何赖此哉”（《议兵》，《清经世文编》卷70）。清统治者中也有人认识到军队只有专于为兵，精于训练，才能有战斗力。然而这一思想并没有真正贯彻到军队建设中去。

（四）骑射为本，振奋精神

对于满族人来说，骑射既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一种基本的生产技能，又是重要的军事活动。清王朝马上得天下，所以统治者历来都十分崇尚骑射，认为骑射“乃满洲之根本，旗人之要务”（《清朝文献通考》卷192，《兵》十四）。他们重视骑射，一方面是因为它是八旗兵建设的重要内容，乾隆帝曾说，“满洲素习，原以演习弓马骑射为要”，“武备尤以弓矢为要务”。另一方面，骑射还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品格，这在和平时期尤为重要。也更为统治者所重视。满族本来有尚武的传统，在长期行师围猎中形成了不怕劳苦、勇敢强悍、锐意进取的精神。但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后，政治上、经济上的种种特权以及和平安定的生活，严重地腐蚀着满洲贵族和八旗官兵，统治阶级日益腐败，武备逐步废弛，“八旗人民怠于武事，遂至军旅隳败，不及曩时”。政府官员和军队官兵中滋长着养尊处优、贪图享乐的坏风气。统治者对此十分忧虑，为改变这种情况，康熙、雍正、乾隆皇帝一再谕令八旗官兵要勤习骑射，并特别强调军队建设中的精神因素。雍正帝告诫八旗官兵，要“以柔弱怯懦为耻，以安逸华丽为戒”。乾隆帝则指出：“行围出猎，既以操演技艺，练习劳苦，尤足以奋发人之志气，乃满洲等应行勇往之事”。他特别强调这种精神因素与国家命运的关系，说：“若惟事偷安，不知愧耻；则积习相沿，实于国势之隆替，甚有关系。”他还一再强调，八旗官兵应为戒贪图安逸、怯懦畏敌、不求上进的坏风气，培养耐受劳苦、不尚浮华、敦崇淳朴、勇往直前等优良的精神品格，以振奋清军的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