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0-07-20
宋朝历史上，统治集团的治国思想与方略与以往发生很大的转变，即长期贯穿着“崇文抑武”的原则，在这一原则的作用之下，其内政以及边防都深受影响，乃至于形成有宋一代独特的气象。目前，学界对此问题虽已有所关注，但因角度不同，尚缺乏专门的研究，故仍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专就宋朝“崇文抑武”治国思想与方略的形成加以论述。
一 “崇文抑武”概念的提出
关于宋朝历史上存在的“重文轻武”问题，早已为学者所提及，并几乎成为学界耳熟能详的概念。前辈著名学者邓广铭先生指出：“它（北宋）虽在实质上是‘依重兵而为国’，而在另一方面，它却又深恐，若使军权高于一切而无所制裁，则‘黄袍加身’的戏剧性事件可能还要继续演出。因此，它特别提高文职官员的地位，在王朝内外和举国上下都造成一种重文轻武的气势，把一些根本没有造反能力的士大夫压在将帅等类武职官员之上。”漆侠先生认为：“重文轻武的涵义是，重文事，轻武略，把文臣放在第一位，武将第二位，丝毫不重视养兵这一武事的最根本方面。” 邓广铭和漆侠两位先生的论述切中要害，抓住了这一突出的现象。黄宽重先生也指出：“宋代是中国历史变迁的关键。它不但是中国转化为近代型的时期，而且由于它重文轻武，声容盛而武备衰，是文武地位转变的重要时代。”不过，学术界虽对“重文轻武”的概念大致得到了认同，但对此仍有持不同看法者，甚至还有学者撰文对此提出了批评。
在以往提出的“重文轻武”概念中，学者都注意到宋朝重视文官及文事，轻视武将及武略这样的事实。但在一般阅读这一概念中“轻武”的语义时，往往也容易使人对“轻武”的理解加以延伸，认为宋朝有轻视武备乃至于军队之意。而军队从来是国家存在的重要保障，即使是再愚蠢的统治者也不可能忽视军队的重要性。因此，便有学者对此概念提出争论，指出：说宋朝“重文”符合实际，说“轻武”则不然。又列举宋太祖以下历朝重视军队、兵员庞大、军费惊人以及政治家几乎无不谈“兵”等等事实，认为宋最高统治者重用文臣，采取抑制武将的措施，是接受唐末五代的历史教训，恰恰是“惧武”，也是“重武”。因此，最后得出的结论为：宋朝是“重武”不是“轻武”。
基于宋代文官、武将之间权力失衡和大量抑制武将的具体事实，更重要的是宋统治者不仅仅是一般的重视文教事业和轻视武略，而是长期侧重于以意识形态化的儒家道德思想文化治国，有意抑制武将群体和武力因素在国家政治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这种主导思想落实为治国方略，而贯穿于宋朝历史以及各个方面之中。因此，本人在前贤“重文轻武”认识的基础上，依据历史发生的实际全过程，提出“崇文抑武”的概念。本人认为提出“崇文抑武”之概念，不仅仅是改变了个别字眼，而是对“重文轻武”概念的发展，既可避免宋朝对军队及武备轻视的理解上的误解，又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宋朝的统治思想及治国方略，在更高的层面上透视当时“抑武”的动因及其影响。
综观宋朝历史，“崇文抑武”是一种极其突出的社会政治现象，提倡和贯彻者，非一朝一帝，也非一时权宜之计，而是宋王朝所采用的具有纲领性的治国思想与方略。它源于专制集权主义，反过来又推波助澜，强化了专制皇权。它还与“守内虚外”密切联系，意味着不仅凭借军队，而且凭着意识形态化的儒家的道德规范、纲常伦理来控制社会，维系世道人心，以求长治久安。
二 宋初“崇文抑武”治国思想的萌芽
如所周知，中唐开始的藩镇割据局面，至五代时进一步造成武夫跋扈、悍将称雄的后果。如以后宋太宗说：“自梁、晋已降，昏君弱主，失控驭之方，朝廷小有机宜，裨将列校，皆得预御坐而参议，其姑息武臣乃如此。”数十年间，王朝更替频仍，文官武将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衡，割据局面愈演愈烈。正因为如此，当时社会上便形成了强烈的重武轻文风气，“五代以来，四方多事，时君尚武，不暇向学。”长期存在的这种武力左右政局的因素，其影响十分深远。西方学者也认为：“在960年以前，北方一直被一系列不稳固的、短命的军事政权所统治。正是在这一时期，军事力量决定着政治状态，并继续成为宋初几十年间的一个主要因素。”
在历经战乱的背景之下，通过兵变上台的宋王朝开国伊始，就遭到李筠、李重进等藩镇的武力抵抗。还有如王彦升在任京城巡检时，敢于夜闯宰相王溥家门，以索酒为名进行敲诈。此事虽有新贵漠视旧臣的意味，但连同二李造反的现象，都反映出武将积习已久的跋扈作风，是深层而严重的问题。结合历史的教训和自身的兵变经历，使宋太祖清楚地看到，政权面临的最大威胁便是拥兵自重的武将势力，朝野上下遂皆视武人及武力因素为动乱的根源所在。
于是，宋建国不久便采取一系列的“收兵权”措施，作为全力强化中央集权的核心任务，以重新确立天子的权威，这正是事物发展的逻辑结果。然而，单方面地收兵权，虽能收一时之效，却不能完全解决武将跋扈的社会根源，也无法铲除武人意识中追逐兵权的观念。惟有恢复并强化儒家意识形态化的道德规范，重振纲常伦理，以维系世道人心，才能控制社会。在此基础上矫正以往风气，在社会意识中铲除重武轻文的观念，也才能更大限度地稳定新生的统治秩序；同时，对以往长期存在的文臣、武将之间关系严重失衡的问题加以解决，才能在体制上牵制武将集团。从根本上杜绝来自武将势力及武力因素的危害，以求长治久安。因此，从宋太祖朝开始，便结合收兵权的目的，一方面对骄兵悍将逞强的状况进行整顿；另一方面则提高文官及士大夫的社会地位，提倡儒家道德伦理，培植崇文的社会风气。
宋太祖朝，对武将采取的直接打压手段，主要是通过“杯酒释兵权”以及“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更戍法”之类收兵权的举措，将功臣宿将罢为闲职，将藩镇的事权予以剥夺。与此同时，又提拔一批资历较浅的将领，分别担任军队要职。这样便压制、铲除了军阀拥兵自重的势头。
在提高文臣地位和权威，以对武将群体构成制衡机制方面，宋太祖也采取了诸多措施，概括而言主要有：
其一，在朝中重用文臣。先后重用赵普、薛居正、沈义伦、吕余庆及卢多逊等人为宰执，禁止将帅干预朝政。如建国之初，就任命赵普为枢密副使，以牵制武人出身的枢密使吴廷祚。以后，赵普独任宰相，更深受信任，“事无大小，悉咨决焉”。这就扭转了五代时枢密使欺压宰臣的局面；
其二，任用文官掌管地方。宋太祖称帝后，不断从中央派出文臣到各地任职，陆续取代原来藩镇手下的爪牙。赵匡胤对此的看法是：“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其三，注意保护文臣。宋太祖在宫廷之中立碑，告诫后世继承者勿杀文臣士大夫。如宋太祖亲信干将王彦升骚扰因宰相王溥而被逐出京师；宠将史珪诬陷国子监丞、知德州梁梦升迫害武将郭贵。宋太祖不仅没有治梁氏之罪，反而加以提拔，并继续令其留任。此事恰与以往史氏诬告大将张琼致死的结局形成反差；
其四，尊崇儒学。赵匡胤登基不久就下令扩修儒家先圣祠庙，亲自为孔子作赞文，并率群臣幸临国子监，拜谒孔庙。建隆三年又下诏对文宣王庙行使一品礼仪，在庙门两侧竖起16枝戟。宋太祖还公开要求武将学习儒经，“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此举的目的在于宣扬儒家的君臣之道，和“崇文”的气象，而非一般性地鼓励武臣增进文化素养，或培植文人学子进入武将队列的意愿。这都向天下传递了尊儒重文的信息。宋人范祖禹对此评说道：“儒学复振，是自此始，所以启佑后嗣，立太平之基也”；
其四，重视科举制度。在宋太祖朝，不仅科举录取人数较以往扩大，而且开创“特奏名”先例，又固定“殿试”制度。宋人对此给予高度评价：“故圣朝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
经历了五代兵乱的宋太祖，切身感受到的是武将对皇权的直接威胁，而对文臣、士大夫在认识上则更为放心，故其有：文官“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的看法。还有这样的记载：吴越王向宰相赵普私贿瓜子金十瓶，此事恰巧被宋太祖碰见，“帝叹曰：‘受之无妨，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尔？’”因此，除采取以上措施外，宋太祖还有意做出崇尚文翰的姿态，如赵匡胤不仅自己读书，而且要求大臣赵普等也多读书，以便为天下做出表率。宋太祖曾公开表示：宰相须用读书人来做。
宋太祖朝的上述举措，无疑反映出在治国上已初步萌芽了“崇文抑武”的思想及方略。宋人陈亮甚至认为：“艺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xxi当然，宋初脱胎于五代，又处于统一四方之时，尚不可能完全以儒立国，也不可能忽视武将的作用。故其所为的宗旨，更大程度上乃在于将过低的文臣地位提升和提倡“儒道”。
第2个回答 2010-07-21
近古代中国的衰落——从宋朝国策说起
宋朝的国策归纳起来是以下几条：强干弱枝、守内虚外、重文轻武、农商并重。导致的后果是：造成了干强枝弱、内重外轻、文盛武衰的局面，但同时人民生活富足，朝廷财税收入极高。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应该有不少人知道，这是为了革除唐朝以来的兵制弊端（造成毁灭盛唐的安史之乱的原因之一，即为边防将领握有较大的兵权，尾大不掉），宋太祖加强了皇帝对作战军队的控制。同时，宋太祖实行更戍法，规定边防部队定期更换驻地，将领轮流到各地指挥，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识兵”的局面（防止将领与士兵相处日久，抱成团造反），但这一举措矫枉过正，导致了宋朝军队战斗力的削弱。
同时，宋太祖为加强中央集权，构建了叠床架屋的官制，设置了大量的官（包括不少的闲官），也规定地方官定期轮换。这些举措也是矫枉过正了，导致宋朝政府行政效率的降低，也给后来的王安石变法增加了阻力。
强干弱枝的国策在宋太祖时基本确定，而守内虚外的国策在宋太宗时确定。
所谓守内虚外，主要指宋朝的正规军，接近半数集中驻防在京师附近，其余驻防边境的做法，这与宋太祖抑制武将兵权，防止地方分权的立国思想是一致的。还好，当时宋朝的最强大的敌人就是辽国，而宋辽两国于1004年冬订立了盟约，从此保持了将近120年的和平局面，而只是防备西夏用不了太多兵力。另外，在宋朝的河北地区（那里是广阔的平原，利于骑兵作战），宋朝政府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广泛的种植树木（并且种得不规则，列不成列、行不成行），同时大面积的修建鱼塘，开挖水渠、湖泊，努力制造不适合骑兵作战的地形。这种种工作使得宋朝在边疆的驻军不是很多，使它有条件实行守内虚外的政策。
守内虚外的做法使得大量军队置于天子脚下，利于皇帝对军权的直接控制（同时很好的防范驻边将领造反，防止类似安史之乱的事情发生），但也大大削弱了宋朝的防御力，无形中给边防增加了很大的压力。
宋太祖、太宗时，还是为了防止武将造反，采取了文人治军的国策。皇帝派兵打仗，从隋唐开始已经不使用兵符，到宋朝时，一张圣旨就可以调动军队。宋朝皇帝为了集权，通常委任文官担任各地驻军的最高军事长官。此时“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情况不复存在，遇到大一点的事，军队的长官都不敢自作主张，通通派出五百里加急的快马，将情况告知皇帝，请皇帝会同朝臣商议后定夺。
不止军事如此，地方行政也是“文人知州事”，与“文人知军事”一起，起到了扩大文官数量的效果。如此一来，宋朝时的科举中举人数大大多于唐朝，是唐朝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与此同时，宋朝极力贬低武人地位，比如：有一段很长的时期它规定士兵的脸上必须刺字。宋朝的“文人治军、重文轻武”的国策，造成了文盛武衰的局面，也直接导致了社会风气的大扭转，汉民族的尚武精神再一次衰退（上一次衰退在晋朝之时），这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农商并重这个国策没有太多东西可说，也是从宋太祖时开始施行的。
当时，宋太祖深知辽国强大，还不想过多的与之正面交锋，便提出用每十万贯钱买一个契丹人头的方法，激励国民。为了有足够的钱悬赏，宋政府大力开辟财源，一反千年来封建王朝的重农抑商的做法，实行农商并重的国策，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加上宋朝时航海技术的大发展，使得宋朝的关税收入较前边的朝代多出许多。
宋朝的政治体制大体沿袭唐朝的政治制度。但宰相不再由三省长官担任，而是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又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通称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宋朝的相权大幅萎缩，仅负责行政职能。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合称二府，掌文武大权。又设盐铁、户部、度支三司，主管财政大权，号称计省。这样三司、宰执、枢密使三权互相制衡，因此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宋朝还在御史台之外增设谏院和置谏官，这些都是监察机构，负责弹劾等事宜。
宋太祖建国初年，为加强皇权和军事阶层的稳定，决定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将领剥夺权利。建隆二年三月，宋太祖削去了都点检这个重要的禁军职位。同年七月，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武官的军权，禁军的领导机构改为殿前司和侍卫司，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三帅）统领。但是，三帅无发兵之权。宋朝在中央设立枢密院来负责军务。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其他任何官员都不得过问。而枢密院虽能发兵，却不能直接统军，这样就导致了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同时，宋朝经常更换统兵将领，以防止军队中出现个人势力。宋朝的兵力部署可谓“强干弱枝”“守内虚外”。宋朝的军队分为四种，即禁军、厢军、乡兵、藩兵。禁军是中央军，也是宋朝军队的主力。厢军是各州的镇兵，由地方长官控制。乡兵则是按机关抽调的壮丁。藩兵是防守在边境的非汉民族军队。
北宋中期以后对辽、西夏等国的战争，使得军事费用增加，对统兵将帅限制太多“权任轻而法制密”，将不专兵，动相牵掣，“元戎不知其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让自任。”[12] 和军纪不明使宋军严重缺乏训练，终日“游戏于廛市间，以鬻巧诱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13]“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14]。张演评说：“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15]
南宋军队的主力为屯驻大兵以及三衙。屯驻大兵战斗力较强，多属私人召募部队，如岳家军，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之说。这时朝廷控制军队的能力已经弱化，枢密院的权责也逐渐缩小。绍兴十一年，韩世忠、岳飞等将领的兵权相继被削减。
宋代的农材赋役制度，大致延续中唐之后的两税法，但增加了丁税。而差役则甚为繁重造成人民负担，因此王安石变法时有免役法的推行。
在宋朝建立之初,为使宋王朝能长治久安,而不致成为继五代后的第六个短命的王朝,宋太祖赵匡胤除了致力于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之外,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方针,大力实施“强干弱枝”政策。为防止武将篡弑重演,太祖以“杯酒释兵权”解除了大将对军队的控制,实行重文轻武政策,提倡文人典军,严禁武人干政。取消禁军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职务,朝廷设枢密院掌管凋动军队,但无统兵权。三帅统兵权和枢密院调兵权职责分明,相互制约,直接对皇帝负责。军队实行更戍法,定期换防,将帅常调,以防止官兵“亲党胶固”。另外,宋沿袭唐制,又大力削弱宰相(中书令)实权,宰相下设数名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以分其军、政、财三权,使宰相无法独揽大权,这样就使皇帝掌握的权力超过了历代王朝。为消除藩镇割据的局面,对独霸一方的节度使,采取“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方法。逐步从地方调回都城任闲职,其原领州郡由朝廷控制,委任文官任知州、知府,直接对朝廷负责。
但重文轻武的结果却造就了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软弱无能的朝代，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对外侵一味忍让造就，造成大量国土流失，人民游离失所。最后发展到连皇帝都被别人捉了。
当今社会要引以为戒，重文固然重要，但武决不可轻。
第3个回答 2010-07-20
在宋朝建立之初,为使宋王朝能长治久安,而不致成为继五代后的第六个短命的王朝,宋太祖赵匡胤除了致力于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之外,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方针,大力实施“强干弱枝”政策。为防止武将篡弑重演,太祖以“杯酒释兵权”解除了大将对军队的控制,实行重文轻武政策,提倡文人典军,严禁武人干政。取消禁军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职务,朝廷设枢密院掌管凋动军队,但无统兵权。三帅统兵权和枢密院调兵权职责分明,相互制约,直接对皇帝负责。军队实行更戍法,定期换防,将帅常调,以防止官兵“亲党胶固”。另外,宋沿袭唐制,又大力削弱宰相(中书令)实权,宰相下设数名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以分其军、政、财三权,使宰相无法独揽大权,这样就使皇帝掌握的权力超过了历代王朝。为消除藩镇割据的局面,对独霸一方的节度使,采取“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方法。逐步从地方调回都城任闲职,其原领州郡由朝廷控制,委任文官任知州、知府,直接对朝廷负责。
但重文轻武的结果却造就了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软弱无能的朝代，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对外侵一味忍让造就，造成大量国土流失，人民游离失所。最后发展到连皇帝都被别人捉了。
当今社会要引以为戒，重文固然重要，但武决不可轻。
第4个回答 2010-07-28
宋太祖赵匡胤篡夺北周政权，建立宋王朝以后，采纳了赵普的建议：“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将政权、财权和兵权全部收归中央。为了加强专制，赵匡胤对中央官僚的权力大加限制。为了削弱宰相的权力，规定军事行政权由枢密院掌握，财政权几三司使掌握。从此宰相的权力只限于一般行政而已。另外又设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三司使的副职。枢密院和中书对掌大权，号称“二府”；三司使则称为“计相”。枢密院、三司使的权力是和宰相不相上下的。枢密使和统兵的高级将领互相牵制，高级将领虽统率军队，有握兵之权，但却无调兵之权；枢密院虽有调兵之权，但又不能统领军队。这就使得枢密使或高级将领都不能单独调兵遗将发动军事政变了。
此外，宋政府还特地提高给事中、谏议大夫等台谏官的地位，不再作为宰相管辖下的属官。宋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年），又设立了谏院，脱离宰相而独立，其权势和地位与宰相等，以监察百官。谏院可以任意弹劾执政大臣，而不一定要有实据，称为“风闻弹人”。如果弹劾不符事实，谏院官员也不必受到惩罚。
地方官吏的选置，宋太祖也进行了改革。他专用文臣知州事，州官人选，概用文人。使得州郡升官不能统兵逞强，据地自雄。这就是所谓“兴文教，抑武事”。因而，重文轻武就成为宋代政治上的一大特色。宋仁宗时，蔡襄曾这样说：
今世用人，大玄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
宋太祖认为，“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联今用儒臣干事者百余人，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用其所长文臣代替武官主管藩镇，即使这些文臣全部都贪污，也远远不及一个武将拥兵叛乱祸害深重。唐末以来，“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为了拨乱反正，巩固中央集权，赵匡胤大力提倡文治，抑制武职。为了选拔大批文人才士，充实刚刚建立起来的庞大官僚机构，宋代统治者实行并发展了隋唐所创设的科举选官制度。
宋代的科举制，既继承了隋唐时的传统经验，也制定了一些新制度，使之具有自己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