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品供给机制的作用边界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公共品自身性质、技术条件、政府职能理念、公平效率标准、政府政策倾向、需求状况和私人资本规模的不同，可能导致不同的供给方式。 公共品的性质特征———选择供给机制的前提
公共品自身的性质特征是决定公共品供给机制的最基本因素。如前所述，公共品的基本特征是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但是，这仅是从与私人品相对比的角度而言，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公共品都是完全地非排他和非竞争，也不意味着所有公共品都具有程度相同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事实上，不仅不同公共品的非排他和非竞争性质不同，而且各自非排他和非竞争的程度都有所不同。这样一来，不同性质特征组合的公共品就决定了不同供给机制的选择。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具有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纯公共品），比如国防。对于纯公共品而言，由于具有完全地消费非排他性，从需求方看，作为“经济人”的消费者具有隐瞒真实需求偏好的可能，都期望成为“免费搭车”者，不能提供市场活动必需的有效信息；从供给方看，排他不可能，从而向谁收费、如何收费、收多少费都成为难题，价格机制难以发生作用，因而市场不能保证公共品的符合帕累托效率的供给，市场供给不足。由于纯公共品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即边际成本为零，生产者为了争取利润最大化，不可能按照边际成本定价，而按照高于边际成本的水平定价，则必然供给量不足，降低消费者福利水平。因此，在纯公共品供给方面，存在“市场失灵”，由政府供给是有效的。
第二，具有非竞争性，但排他成本较高，比如无线电视。此类准公共品非常类似于纯公共品，具体的消费者很难明确，从而难以将“免费搭车”者排除；消费者在消费时不存在竞争关系，私人供给必会造成福利或效率损失。因而，政府供给往往是此类公共品的有效选择。
第三，具有非竞争性，但排他成本较低（俱乐部产品），比如有线电视。对于此类准公共品而言，尽管消费者彼此之间消费互不影响，但由于可以比较容易地将未付费者排除在消费群体之外，价格机制能较好地发挥资源配置信号作用，收费筹资成为可能，从而可以吸引私人部门的进入。因而，对于此类公共品，政府供给与私人供给均可采用。
第四，具有竞争性，同时有非排他性（或排他成本较高）（公共池塘资源产品），比如城市道路。此类准公共品的消费者之间彼此互相影响，特别是在达到拥挤点以后，竞争关系更是明显，但由于排他成不可能或成本高，从而不能（或很难）将未付费者排除在外，价格机制难以适用。因而，私人供给不可能，而由政府供给便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五，具有竞争性，同时排他成本较低，比如高等教育。此类准公共品在性质上更加接近于私人品，消费者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同时又可以比较容易地实现排他，收费或接受捐赠成为其经常采用的筹资方式。因而，私人供给是最常采用的方式，政府有时为实现特定目标也会参与供给。 技术进步———改变公共品的性质特征（非排他属性）
实际上，公共品的非排他和非竞争性质属于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公共品的排他性与否以及排他程度的高低，涉及的是一个成本问题而不是一个逻辑问题，其可行或者不可行依赖于执行成本的相对高低[13]，而排他执行成本最终则取决于技术水平。公共品的竞争性与否以及竞争程度状况则直接取决于消费者的数量，属非技术因素。因而，技术进步可以通过降低公共品的排他成本以影响非排他属性，从而改变公共品的性质特征，进而影响公共品供给机制的选择。
第一，技术进步使得区分消费者付费与否成为可能，从而直接改变了某些公共品的属性，使其由非排他状态变为排他状态。譬如，在有线电视技术发明以前，电视信号都是通过电磁波的形式向消费者传送，消费者对电视信号的消费既是非竞争的，也是非排他的，此时的电视信号是纯公共品，几乎全部由政府提供，私人供给的情况很少甚至没有。但是，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有线电视技术、加密技术开始出现，电视信号不能排他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那些不愿付费的消费者将会很容易地被排除在有线电视的消费之外，而由私人投资兴办的电视台也开始涌现。
第二，技术进步使得准确计量成为可能，从而大大降低了公共品的排他成本。准确计量技术的落后使得公共品的排他成本较高，容易产生过度消费甚至浪费现象，导致“公地悲剧”。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改变了这种状况，可分割、可计量的技术使得消费者对公共品的消费量一目了然，由此便可根据消费量对消费者征收使用费，从而为私人资本参与这些行业或领域公共品的供给提供可能。比如，在没有采用水表（洁净水和污水）、电表、气表、热表等计量工具之前，水、电、气、热这些生活必需品由消费者免费消费或平均承担成本，浪费现象严重，私人投资难以取得利润。而采用科学计量工具之后，每个消费者的使用量均可明确核算，对其收取的使用费使得弥补供给成本成为可能，因此，这些行业对私人资本的吸引力越来越大。
第三，技术进步可以改变某些公共品产业的性质，使公共品的生产过程可以垂直或水平分解，而且进入门槛不断降低，从而为私人资本进入提供可能。技术进步对整个公共品产业都具有自然垄断性的状况提出了挑战，整个产业链条不再具有完全相同的自然垄断性质，其中某些业务完全可以进行竞争，而且进入竞争的门槛越来越低。比如，在程控交换机技术没有发明之前，电话通信整个行业都具有一定的自然垄断性，此时经常采取的办法是由政府统一经营，私人资本禁止涉入；程控交换机技术以及IP技术的产生使得通信网络和通信服务得以分离，通信网络由于仍具有自然垄断的特点而仍需政府独家经营，通信服务却已具备了进行竞争的条件，从而私人资本开始大量进入此领域并展开充分的竞争。 政府职能理念———决定政府活动范围
若将整个社会简单地划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那么公共品是公共领域的核心问题，政府的活动应主要集中在公共领域，但不同的政府职能理念却决定了政府在公共领域活动的范围以及介入的程度。历史地考察，政府职能理念的变迁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斯密”政府。在早期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政府的活动范围十分有限，且必须以促进私人资本发展为核心，仅仅承担“夜警”的角色，其主要职责被明确规定为提供国防、维持社会秩序以及必要的基础设施等三项公共品。而与之相对的私人部门的活动领域却十分广泛，“看不见的手”不仅向全社会提供大量的私人品，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部分公共品供给的任务。斯密曾指出，私人供给公路、桥梁、运河等公共品，应坚持利于商业发展和费用适度原则，即“只能在商业需要它们的地方兴建，因而只能在宜于兴建的地方兴建。此外，建造的费用，建造的堂皇与华丽规模，也必须与该商业的负担能力相称，就是说，必须适度。”
第二，“凯恩斯”政府。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打破了传统古典经济学的市场无所不能的完美幻觉，使人们普遍意识到市场制度的缺陷。凯恩斯提出应抛弃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充分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实行政府干预经济以刺激社会需求，由此，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逐渐增多并达到高潮。其结果便是公共品的政府供给方式成为主导，由政府供给的公共品在范围、种类、数量以及质量等方面都比以前有所提高，不仅如此，政府还介入私人领域，直接参与一些私人品的供给。
第三，“哈耶克”政府。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论被提出，哈耶克就对其展开强烈批评，但两人的激烈论战却被当时凯恩斯主义的盛行所掩盖。20世纪 70年代以后经济的持续“滞胀”又使人们开始反思凯恩斯主义，重新审视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哈耶克强调应重回“古典”，重视市场的“自生自发”秩序，限制政府过多干预经济。而正是在哈耶克思想的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展开私有化与放松管制浪潮。许多涉及公共品行业的国有企业和自然垄断行业纷纷对私人资本开放，公共品的私人供给情形逐渐增多。 公平与效率———选择供给机制的标准
公平与效率是任何时期公共品供给机制选择的都应坚持的两大标准，而且事实上，政府职能理念变迁的每一个阶段都蕴涵着公平与效率的权衡与选择。一般来说，政府供给更看中公平而忽视效率，而私人供给则更强调效率。因此，不同时期对公平与效率的不同侧重必然导致不同公共品供给方式的选择。比如，欧洲的运河桥或水闸。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人们笃信市场制度的完美无缺，强调私人部门的效率，限制政府作为，坚持只要市场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就不需要政府参与。因此，那时欧洲的许多运河桥或水闸由私人供给而不是政府供给，其主要理由便是私人部门相对政府部门的效率要高。而二战结束后，许多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他们强调社会公平，认为各个收入阶层包括低收入者都具有获得公共品的权利，并保证最低的公共品消费水平。因此他们将运河桥或水闸之类的基础设施行业公共品收归国有，由政府供给。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因缺乏竞争和管理缺陷，政府供给的公共品效率较低，造成宏观税负上升，政府支出规模扩大，财政赤字增加，政府债台高筑，反过来进一步加重纳税人负担。因此，保守党上台执政后纷纷进行私有化改革，又将许多基础设施类公共品行业放给私人经营管理，重回私人供给的轨道。
又如社会保障。建立社会保障的初衷是为了实现公平，特别是保护那些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或弱势地位的群体，供给主体主要为政府。但随着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的扩大和保障层次的提高，由政府单一供给已逐渐显出诸多的矛盾与缺陷，主要表现为宏观税负水平的提高以及保障的低效率。因此，为了提高效率水平，2012年世界各国都在力求改变完全由政府单一供给的现状，将国家保障、企业补充保障以及个人保障结合起来，使个人承担部分社会任务，从而充分加强个人对风险防备的责任。 政府政策倾向———私人供给的前提与保障
第一，管制政策。由于事关全体公民的利益，政府一般都对公共品行业进行严格的管制，此时被管制行业由政府独家供给，私人供给决无可能。但政府管制往往会产生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局面，资源浪费、官员寻租的现象时有发生。放松管制为公共品私人供给提供了前提和可能，私人资本逐渐进入那些所需投资规模较小、能够实现排他或部分排他的公共品行业。
第二，税收政策。政府对私人部门和非营利组织的税收政策是影响其发展和供给公共品规模的重要因素。显然，政府对私人部门供给公共品给予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会提高其供给能力，增加激励，可以提高私人供给份额。反之亦然。
第三，政府购买与捐赠政策。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非营利组织供给公共品的规模扩大得益于政府购买和捐赠。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张，尤其是联邦政府实施的医疗保险、地方政府实施的低收入者的医疗补助、贫困救济、食品券等社会保障职能的扩展，为了避免政府直接供给（或生产）的低效率和政府机构的扩大，与私有化相并行的另一种选择便是政府提供资金，委托非营利组织供给（或生产），双方形成契约关系，既避开了非营利组织自身筹资不足的难题，也保证了不同非营利组织之间的竞争，高效使用政府资金，又有利于稳定和增加就业，一举多得。为了体现对非营利组织供给公共品的支持，政府也给予非营利组织一定的捐赠。 需求规模及其偏好的多样性———私人供给的空间
人们对不同类别公共品的需求偏好是有差异的，因而供给方式也不宜一概而论。人们对国防、外交、法律、行政管理、基础设施、城市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等的需求尽管存在差异，但共性大于差异，政府提供可以发挥“规模效益”的长处，可以降低管理成本，效率更高。而对医疗服务、病人护理院甚至教育等，人们要求相对多样化，基本的要求可能相近，进一步的要求则是“对症下药”的个性服务。这即使政府统一供给显现出不足，也为私人供给创造了可能的空间。私人提供一些服务项目可以“量体裁衣”，更能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用美国前总统里根的话说，“这种战略（即私人供给服务）确保生产消费者需要而不是政府官僚所需要的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