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宁县有个村民叫张五，他以打猎为生。
出自《张五不复猎》
文言原文：休宁县有村民张五，以猎为生。张尝逐一母鹿。鹿将二仔行，不能速，遂为张五所及。母鹿度不可免，顾旁有浮土，乃引二子下，拥土覆之，而身投于张五网中。值张母出户，遥望见，遂奔至网所，具以所见告子。即破网出鹿，并二仔亦纵之。张母曰：“人有母子之情，畜亦有之。吾不忍母死仔孤，故破网纵仔。”张五闻之，心感动焉。由是焚网，永不复猎。
译文：休宁县有一个村民叫张五，依靠打猎谋生。张五曾经追赶一只母鹿。母鹿带着两只鹿仔走，不能迅速逃跑，将要被张五所追赶上。母鹿知道自己不可能幸免于难，回头看见旁边有一个土堆，于是带着鹿仔到土堆下，用土覆盖在小鹿身上，而自己却投向张五的网中。正赶上张五的母亲出门，远远地看见了这一幕，于是她就跑到布网的地方，把看到的详细情况都告诉了儿子。她立刻割破了猎网放出母鹿，连同两只小鹿仔也放了。张五的母亲说：“人类有着母子之情，牲畜也有。我不忍心看到母鹿被杀死而两只鹿仔变成孤儿，所以割破了猎网放了幼鹿。”张五听到母亲的这番话，心中感动。因此烧毁了猎网，永远不再打猎了。
你说的是《扮鬼》文言文吧！
满媪，余弟乳母也，有女曰荔姐，嫁为近村民家妻。一日，闻母病，不及待婿同行，遽狼狈而来。
时已入夜，缺月搜索微明，顾见一人追之急，度是 *** ，而旷野无可呼救。乃映身古冢白杨下，纳簪珥怀中，解绦系颈，披发吐舌，瞪目直视，以待其人。将近，反招之坐。及逼视，知为缢鬼，惊仆不起。荔姐竟狂奔得免。
比入门，举家大骇，徐问得实，且怒且笑，方议向邻里追问。
次日，喧传某家少年遇鬼中恶，其鬼今尚随之，已发狂谵语。后医药符箓皆无验，竟癫痫终身。
此或由恐怖之余，邪魅乘机而中之，未可知也。或一切幻象，由心而造，未可知也。或神明殛恶，阴夺其魂，亦未可知也。然均可为狂且戒。
译文或注释：
满大娘，是我弟弟的奶妈，她有个女儿叫荔姐，嫁给近村一个村民做妻子。有一天，听说她娘病了，来不及等她男人一同走，急忙出门，匆匆赶回娘家去。
那时天已黑了，天上半个月亮，微弱的月光照在大地上。半路上，回头看见后面有个人急匆匆追赶上来，她认 为这个人一定是个坏蛋，可田野空旷，没有什么人可以呼救。她就钻进古坟地的白杨树下面，把发簪耳环都取下放进口袋，把身上丝带解下绕在头颈里，披散头发， 伸出舌头，张大眼睛，向前直视，等那人靠近。那人走近她时，她反倒向他招手，叫他坐下。那人走近荔姐，一看这模样，以为碰上吊死鬼了，吓得半死，跌倒在地 爬不起来。乘这个机会，荔姐拼命奔胞，到底避免了那坏蛋的侮辱。
等到荔姐跑进娘家家门，全家都十分惊骇，慢慢地问清了她路上遇到的事，大家又生气又好笑，决定以后到附近去追查那个坏蛋。
第二天，街上纷纷传说，某家一个年青人夜里碰上鬼中了邪，这鬼现在还跟着他，他已经发了疯胡言乱语。求医服药，念经画符都赶不走那个鬼。后来，这个人就这样疯癫了一生。
这或许是他受惊吓之后，野鬼乘机会选上了他，也不一定。或许是由于他心里出现了各种幻象，也不一定。或许是神灵惩办坏人，夺走了他的灵魂，也是说不定的。但这个故事，可以作为行为轻狂的人的教训。
聂以道在江右一邑任官，贤良的母亲推却拾来的遗失的钞票.一天有一村民早上出去卖菜，途中拾得十五锭至元钞.回到家里拿给母亲.其母生气的说：难不成是你盗来欺骗我的？就算有遗失，也不过是三两张而已，哪里有一束的道理呢？更何况我们家从来没有遇到这种事，灾祸很快就要来了！你立刻去送还失主，不要牵累到我们呀！
再三地劝说，她的儿子还是不听.母亲说：如果真这样，我必须去告诉官府.
儿子说：拾到的东西，送还给什么人呢？
母亲说：只要在原来拾到东西的地方等候，一定有失主来寻找的.儿子于是遵照母亲的话带失物前往.一会儿，果然见到有寻钞的人.那个村民本来心地淳朴质直，竟然没有问那人丢了多少钱就把钞票还给那人了.旁边围观的人都叫那人分点钱给村民作为赏励，失主反说：我原来是三十锭钞，现在只有一半，哪有赏他的道理？"于是争吵起来，最后吵到衙门.聂以道细问村民，他的话可信.又暗地里传来他母亲审问，证词一致，于是让他们两个各自陈说，失主确实失了三十锭，拾得者确实是拾得十五锭.文状在官后，但却告诉失主说：这不是你丢失的钞票，一定是上天恩赐给这位贤良的母亲用来养老的.如果是三十锭，就是你的钞票.你到别处去寻找吧..
于是就把那些钞票给那俩母子，听到这件事的人都拍手叫好..
民父母·民贼·民佣（乱翻古人笔记之二十四） 父母官之称源自“召父杜母”的典故。
《汉书•循史传》载，西汉元帝时，南阳郡太守召信臣为政勤勉有计谋，劝民农桑，“好为民兴利”，“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被当地人尊为“召父”。《后汉书•杜诗传》载，东汉武帝刘秀建武七年，南阳郡新任太守杜诗“性节俭而政治清平”，任内造水排、铸农器、治陂池、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被当地人尊为“杜母”。
“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州县地方长官被尊称为“父母官”便这样传了下来。 古时州县长官，真也还有些是可视之为民父母的。
《梦溪笔谈》载，鄂州崇阳县“多旷土，民不务耕织，唯以植茶为业”，张姓知县“令民伐去茶园，诱之使种桑麻”，“至嘉佑中改茶法，湖湘之民苦于茶租，独崇阳茶租最少，民监他邑，思公之惠，立庙以报之”；农人有“入市买菜者”，知县召来劝谕说，城里的居民无地种菜，买菜吃是没有办法，“当村民，皆有土田，何不自种而费钱买菜？”而且毫不客气地“笞而遣之”，后来当地农家“皆置圃”，并且把一种菜取名“张知县菜”。这张知县，对治下百姓来说，是不是有点严父的味道？ 康熙二十九年，皇帝下诏“察举廉吏”，一共表彰了4个县令，嘉定令“陆陇其”是其中之一。
清吴炽昌《客窗闲话》、清钱泳《履园丛话》、清龚炜《巢林笔谈》，都记载有陆的事迹。陆断案时，“以理喻，以情恕，如家人父子调停家事”，境内渐成无讼之风”。
当地有强盗要入境抢劫，陆“戒吏民无动”，“骑马入盗中”，“谕之曰：‘尔等皆良民，迫于捕逐耳，今令来，欲与尔等共为善，能自新乎？各散还家，贳汝罪；否则，官军至，无遗类矣。’”强盗们“流涕蒲伏曰：‘公真父母，死生唯命。
’”境内有一刁民拖欠税款，骗陆说把女儿卖了再来缴，陆“闻言流涕，戒勿鬻，取俸代完”，结果“众怒其（刁民）诈，兢殴之几毙”，“自是民间输纳恐后”。这陆县令，对治下百姓来说，是不是有点慈母的样子？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四笔》第四卷载有“刘公绸”、“陈公绸”的故事。
橡树饲蚕篇。“康熙间宁羌牧刘君从山东雇人至州，教民养山蚕，织茧绸，陕省蚕桑之利，由此肇兴也。”
时陕西人便将所织茧绸称为“刘公绸”。“黔省土瘠民贫，惟遵义一府，农蚕并行，生计较裕。
自乾隆中，山东历城人陈君来守是郡，见其地青棡树即山东之槲栎树，其叶可饲山蚕，乃捐俸遣丁至山东买取茧种，访觅蚕师，广为教导，期年有成，至今利赖。”所织是谓“陈公绸”。
这刘陈二公，对治下百姓来说，是不是一副埋头为儿女谋福的忠厚父母形象？可是，官民之间与真的亲子之间的关系，却是有本质区别的。亲子之间有天然的、无法割裂的血缘联系，而官民之间的联系是“人为”的：直接来看，官是皇帝老儿给民派来的，稍远一点说，中国古代的官都是统治阶层所种武力之树上的一粒果实。
这样的关系自然是可以割裂的。正因如此，官们背上背着皇帝老儿，背后靠着武力那棵大树，其实想视民如子便视民如子，不想视民如子，便完全可视民为钱袋或者羔羊。
《巢林笔谈》卷四《见利忘害》篇的内容，可作为官民与亲子关系之大异的极好佐证：“乾隆二十九年，诸暨令黄汝亮之重征，五十一年平阳令黄梅之苛敛，俱因其子素预公事，见利忘害，以致身干重辟，子亦罹刑。”看看，官与子一起“见利忘害”，所“重征”、“苛敛”之对象，当然是民了。
民贼，从来就没有少过。 仅《巢林笔谈》所记，顺手就可录如下两则。
《县令好蝶》篇载，明朝时如皋县王姓县令 “性好蝶”，断案后需要以“笞罪”处罚的被告，只“输蝶”给他，就可以免除处罚。原告岂不气结？《官僚疾赈》篇载，雍正十年秋，大概是台风侵袭，“沿海居民漂没无算”，灾民跑到城市，“或聚于书院门外，枕藉而死者十八九”，“好义之士稍稍赈施”，不料却“拂长官意”。
官们认为，灾民死了“与官无累”，“赈施”却让灾民“久羁”城里，使官受累。这种官，哪里还有人性？清张集馨在不少地方担任过各种地方官，所著《道咸宦海见录》，记下的民贼“事迹”更为详尽，有的真是闻所未闻。
民向官交粮纳税，正额之外，例有浮收；甘肃等省有所谓“仓粮出陈易新”的名目，仓中陈粮“本不干洁”，地方官却“刑驱势迫，勒令具领”，领的时候已在计量上克扣，还要在陈粮中“搀杂秕稗丑粮”，等到收获后，民们就得“加息还仓”，“往往二石新粮，不足交一石旧谷”；四川则有所谓“放炮”的敛财办法，即 “官将去任，减价勒税，名曰放炮”，新官到任也“放炮”，“名曰倒炮”，甚至任内故意放出谣言说将去任，也要放炮，美其名曰“太平炮”，放“炮”所得税款则绝大部分都被私吞。横征暴敛到了什么程度啊！而当民们缴不起税捐租谷，还不清债务时，往往被诬为抗粮、抗捐、抗税、赖债的刁民，逮捕拷打。
稍有反抗，则横加匪盗等罪名，滥施酷刑。四川官府设有一种所谓“卡房”，“大县卡房恒羁禁数百人，小邑亦不下数十人”，证人“亦拘禁其中”，“ 每日给稀糜一瓯，终年不见天日，苦楚百倍于囹圄”，“通省瘐毙者，每年不下一二千人”。
成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