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试图在小说中表达近似于鲁迅小说“批判国民性”的启蒙主题。但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不是一种道德批判，而是在伦理层面中的人性批判。
对于《一九八六年》中的疯子而言，他的生命体验是以“疯癫”的形式展开的，这种“疯癫”既是疯子的现实存在状况，也是他独立于周围群众的标志。
扩展资料：
当疯子以自残的方式将历史展现在群众面前时（即对历史施加暴力刑罚时），一种启蒙主义的布道场景已横亘在面前：疯子其实是一个启蒙者的隐喻，他以自身肉体的毁灭为代价，展示着用暴力颠覆“文革”历史的启蒙仪式，而围观群众的兴高采烈，又昭示了一个蒙昧群体的存在。
这一自残场景中的“围观”现象，与鲁迅的小说《药》中群众观看夏瑜被杀的场景有异曲同工之处。在“看／被看”的场景中，启蒙者与愚昧者的处境居然历经一个世纪仍未改变：无论启蒙者做出何种牺牲，招来的都只是看客们心满意足的“欣赏”，启蒙仪式成了娱人耳目的表演行为。
《一九八六年》首先在此层面上获得了与鲁迅小说相似的启蒙主题。而且，当“疯癫”被余华用作颠覆历史的核心意象时，它已不再具备道德意义上的价值判断。
“疯癫”并不是人性恶的表征，而仅仅是疯子在现实当中的伦理处境，疯子的自残只不过是他内心生命体验的现实回放：既然疯子的内心世界因为“文革”历史的迫害而变得支离破碎，那么，他的自残就不过是他生命体验的正常表现。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相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