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殖民地”这一概念首先是列宁提出来的，1915年《社会主义与战争》，首次提出中国为半殖民地国家；1916年以后又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进一步阐述：帝国主义时代的国家不仅有殖民地占有国、有殖民地，还有各种附属国，其中包括“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财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属关系的罗网包围着”的半殖民地国家，如中国等。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
1、
巴黎和会于一个小时前临时通知中国代表参加关于山东的发言，去，根本没有准备，不去就意味着放弃，所有代表都推辞了。顾维钧却机智地偷了日本代表的怀表，激怒了日本代表，顾以此比喻日本人欲强占山东的盗贼行为。而在历史中，顾维钧确有一段精彩的演说。
一战中国是战胜国，但在巴黎和会上处处受到歧视。日本野心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和会 的辩论会上，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势，顾维钧以他特有的机智、幽默，巧取日本全权代表牧野的一块金怀表，激怒牧野，指责斥之为盗贼，这正落入顾的圈套。顾维钧反诘：日本掠夺了中国山东省，是不是世界的盗贼呢？一块怀表引起牧野如此愤怒，那么山东3600万百姓丢失山东该不该愤怒，4万万中国人民该不该愤怒呢？
顾维钧没有讲稿，以娴熟的英语慷慨陈词，要求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直接交还中国。其理由是从法理上讲，山东是中国领土，德国用武力强行租借而去，按照巴黎和会承认的民族领土完整之原则，应归还中国。从历史上讲，山东3600万 人民自古以来是中国民族，用中国语言，信中国宗教。从地势上讲，胶州为中国北方门户，顺铁路可直达首都，中国断不容他国占据这个国防要地。从文化上讲，山东是孔孟故乡，中国文化发祥圣地。从经济上讲，山东人口已经很稠密，不容别国再行殖民。从道义上讲，日本赶走山东的德国势力，中国可以竭诚感谢，但绝不能以割让中国人民天赋之权利为报酬而播将来纷争之种子。
这番陈述，义正辞严，铿锵有力。素以软弱忍辱著称的中国外交官，竟敢在国际大会上当面驳斥日本的蛮横要求，据理力争，寸步不让，使与会各国代表刮目相看，连日本代表也大感 意外。
继而，顾维钧从历史、人文、主权等方面阐明了中国必须收回山东的严正立场，发言获得全世界与全国一致称赞。顾维钧这个名字也上了欧洲各国报纸的头条。“这次演说被誉为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次经典性的发言载入中国外交史册”。
2、
1月30日顾与代表团团长陆征祥拜会和会主席克里孟梭。
2月15日顾起草代表中国向大会提出一份关于山东问题的提案，要求将胶州租借地、胶州铁路和德国在山东的其他权益一并直接交还中国。
3月中旬，顾再起草中国向和会提出的另外两个提案：一是对德国要求的提案，二是取 消外国人在华特殊权利的提案。
3月26日顾拜会美国总统，讨论胶济铁路问题，强调该铁路对中国生存和东亚和平的重要性。
4月22日在美、英、法三国首脑会见陆征祥、顾维钧时，顾维钧发表了被历史学家誉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具有预见性的观点。（即影片中顾论述：“我要特别提醒诸位注意：日本的野心在亚洲，日本占领具有战略意义的中国沿海省份之后，必将得寸进尺。诸位所说最佳方案，只能为日本实现建立东亚帝国排斥西方国家利益打开方便之门。”） 在中国爆发五四运动之后，5月6日和会宣读对德和约草案时，顾当即提出正式抗议，声明对 关于山东的条款持保留态度。
然而在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上，公理毕竟战胜不了强权，顾维钧等人虽然经多次努力，但列强权衡利害，不得罪日本。为此，在国内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顾维钧坚定不移地站在了中国先进青年一边，同他们遥相呼应。
当和会即将举行闭幕签字仪式，中国代表团团长和其他成员纷纷逃离时，顾维钧、王正廷表现出他们极大的爱国热情，坚持到闭幕，拒绝在和会上的签字。这个行为，被历史学家誉为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划下的最光辉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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