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到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我们可以以表2所列嘉庆七年的数字为准。嘉庆七年滇东北两府的铜厂定额为377.84万斤，占全省定额的41.16％。考虑到这一时期矿业发展停滞，但从办获官铜数看并无明显萎缩，故这一时期全省年均铜产量以乾隆元年到嘉庆十六年的平均数的95％来算，即每年全省总产量在1267万斤，滇东北地区的平均年产量在521.2万斤，约合3127吨。这一时期约共生产铜168900吨。这是最后一个时期。其后云南HM起义，战乱长达18年，矿业停顿，战后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恢复重建。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从1726年到1855年130年间，滇东北地区的铜业生产一直是云南铜业最发达的地区，保持了很高的水平。在这130年中，滇东北地区共生产铜565400吨左右。
乾隆时人吴大勋说，“东川一郡，产铜甚广，不独诸大厂也。一切山箐之间，随处开挖，可以获铜，故东、昭、曲靖之间为私铸之薮”（注：吴大勋：《滇南闻见录》卷下“钱价”条，《云南史料丛刊》第12卷。）。
并根据《东川府志》的有关记载做出了相应的估计：“每炼铜100斤，需木炭1000斤，至清乾隆年间炼铜最盛时，年产铜量达1600万斤，烧100斤炭需10000斤柴（按：原文如此，疑100斤炭为1000斤之误），据此估算每年需砍伐约10平方公里森林。”（注：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中国泥石流》，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1页。）现在的《东川市志》也认为：“清乾隆年间，伐薪烧炭，年毁林地约10平方公里。”（注：《东川市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页。）
上述的估计注意到了炼铜用炭对东川森林的破坏，但实际情况要比之复杂得多。对这个问题进行具体的研究，就涉及到了几个问题：薪炭转化率、当时每公顷的活立木蓄积量、烧炭对树种的选择性、铜炭比以及人们的利用方式。
最后一个时期即1802年至1855年。这一时期铜业进一步下滑，每年平均产铜约为3127吨。这一时期，由于乾隆时的大开发和嘉庆时的流民进山运动，滇东北地区可供砍伐的原始林地已少，多残存于交通不便，和铜厂距离又很远的高山深箐中。这个时期的薪炭林，次生林地和人工林应占了相当的比例。如前述，虽然次生林和人工林的蓄积量远不如原始林，但这一类林木对烧炭来说利用效率极高，特别是人工松林，由于其较粗的枝干均可利用，其利用率可能会超100％。故仍以相同的比例来计算。每年毁林在3750公顷左右，54年间约毁林2025平方公里。计有15％的炭来自滇东北以外地区，略计54年间滇东北地区毁林在1720平方公里左右。这一时期，已经是“有树之家，悉伐以供薪炭”（注：光绪《东川府续志》卷三《轶事》。）。“民间薪炭，几同于桂。”环境的破坏反过来对当地社会生活造成了沉重的压力。
洗矿的污水也给矿区下游的环境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当时的有识之士就认识到了：“煎炼之炉烟，萎黄菽豆，洗矿之溪水，削损田亩。”（注：倪蜕：《复当事论厂务疏》。）但矿厂多处深山之中，这种对环境的破坏，事过境迁，很难留下具体的痕迹。
为运铜亦需修道路，在山势陡峭的地方劈山修路，也会造成一定的环境破坏。滇东北地区硅步皆山，山势陡削。修路常常要剥开地表，对陡坡上的植被产生破坏，会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乃至产生滑坡等危害。成品铜要运向外地，外地的米、油、炭、木材等要运往矿区，由此引起的数以万吨的物资交流，需要马、骡和牛来负担，这都要求新修和扩建道路。据《铜政便览》所记官拨银定期不定期维修的运铜道路有15处，有13处位于滇东北地区，平均每年维修经费近千两（注：《铜政便览》卷八，《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80册。）。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道路沿线由修路引发的塌方、滑坡等地质灾害的危害，在当时已经有所反映了。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清代中叶130年间滇东北地区的铜矿开发给滇东北地区所带来的环境灾难。仅铜矿业就使滇东北的森林覆盖率下降了20个百分点，再加上山区开发等因素，大量森林被砍伐，水土流失日益严重，现在滇东北地区突出的环境问题当时已经发展得非常严重了。可以说，到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滇东北地区的环境问题发展到了旧时代（1950年以前）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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