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主义（Empiricism）一种
认识论学说，认为人类知识起源于感觉，并以感觉的领会为基础。经验主义诞生于
古希腊。距今已有2400余年的历史。期间，它不断地与另外两种学说发生争议：一种学说为天赋论，主张知识属于与生俱来的本性之观念；另一种学说为理性主义，主张唯有理性推理而非经验观察才提供了最确实的理论知识体系。然而，上述的争议虽然从未中断过，但它们之间的冲突却时而激烈，时而缓和。 作为一个认识论的概念，经验一词主要指与理性认识相区别的一个认识阶段、认识形式，即感性认识。理性主义者将人们对有关事物的见解区分为一般的、易犯错误的信念和永久的、已被证实了的真理性知识，并在其中划出一条深深的鸿沟。他们声称，感觉经验只能产生关于表象世界的意见，由于表象可能使人受到蒙蔽，所以这种得之于观察的经验是不可靠的，无法被确认为知识。鉴于此，理性主义者主张全面放弃感觉，而专注于从理性中寻觅真正的知识。
东欧的苏联式主义让东欧在1960-1988
东欧剧变的经济社会模式长期处于低迷不景气状态-
教条主义 “左”倾错误并非都是由于“思想超越客观过程的一定阶段”，有时“左”倾错误是由于“思想落后于客观过程的一定阶段”
在我党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左”倾错误，其中有四次曾被当做右倾或被称作形“左”实右、假“左”真右。第一次是1930年6月到9月，李立三为代表的“左” 倾冒险主义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使革命力量遭到极大破坏。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冒险主义错误的统治。但其后不久，共产国际及其支持下的六届四中全会却指责李立三犯了“右倾错误”，王明认为李立三错误的实质是“在‘左’倾空谈掩盖下的
右倾机会主义消极”的路线。第二次是1964年下半年全国城乡“四清”运动期间，各地出现了一些过“左”的做法，使许多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后来，1966年8月5日
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把这次错误称做“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加以批评。第三次是“
文化大革命”初期，党内“左”倾错误发展到支配全局的程度，林彪集团把“左”倾错误推向了极端，造成人们思想和实际工作的极大混乱。林彪集团覆灭后，在批林过程中，
周恩来提出要批极左，但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林彪集团不是极左，是极右，因而只许批极右，不许批极左。第四次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四人帮”集团继续推行极左路线，阻挠
邓小平的全面整顿。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指出：“四人帮”推行一条极右的反革命
修正主义路线。此后，许多报刊文章称“四人帮”的路线是“假左真右”。
与此相反，经验主义也可以导致“左”倾错误。1958年的
“大跃进”运动中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许多党的干部凭借以往革命斗争胜利的经验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于此表现得较为突出。革命胜利后，他常拿经济建设与战争作比较，认为，大工业完全可以用“人民战争”的方法，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超越常规建成。过去打运动战用大兵团作战，他认为搞建设也可以用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毛泽东也常常把掌握科学技术等同于政治革命，认为可以用革命的方式来解决，同样存在着经验主义的认识误区。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出于那些文化少、学问不行、社会地位低的人，甚至推导出外行领导内行是普遍规律的观点，具有明显的经验主义片面性。轻视理论和知识的作用，忽视经济建设与科学技术发展的普遍规律，只重视自己已有的局部经验，用打仗的方法搞建设，用局部经验指导全局工作，这是当时“左”倾错误在认识方法上的一个主要特征。可见经验主义与“左”倾错误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并且打出“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迷信，解放思想”的旗号，其所造成的危害是绝不可低估的。
“左”倾错误与右倾错误是一对政治概念而不是哲学概念。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是一对哲学认识论的概念而不是政治概念。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教条主义者片面夸大书本知识的作用，轻视感性经验，轻视实践，只看到矛盾的普遍性而忽视矛盾的特殊性，把
马克思主义当作一般性结论，当作僵死的教条到处生搬硬套；经验主义者片面夸大感性经验的作用，轻视科学理论的一般指导作用，把局部经验当作普遍真理，处理一切问题都超不出自己狭隘经验的眼光。这两种认识论上的错误都违背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实践与理论、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的原理，因而都会给实际工作带来危害。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在革命和建设工作中经常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教条主义既可以表现为“左”倾，也可以表现为右倾；同样，经验主义既可以表现为右倾，也可以表现为 “左”倾。也就是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对哲学认识论概念与“左”倾和右倾这对政治概念之间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固定关系，并非教条主义者必犯“左”倾错误，经验主义者必犯右倾错误。搞清楚这两对概念之间的基本区别和复杂联系，将大大提高我们识别“左”倾和右倾错误的能力，有助于我们在思想方法上和实际工作中更自觉、更清醒地努力防止和坚决克服各种错误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