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梁启超偷偷搭乘一艘日本军舰逃出国门，带着变法失败的惶恐和不安，来到了扶桑之国。三年之后，另一位少年——周树人经矿路学堂保送乘坐大贞丸号轮船，来到日本留学。两位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先驱相继来到日本东京，他们尽管从未相见，但距离是如此之近，并几乎在同时将国民性的改造定为自己一生的主题。梁启超比鲁迅年长八岁，二十出头就已追随其师康有为投身政治变革之中。1896年《时务报》创刊，梁任主笔，所作文章，风靡全国。但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和1899年自立军被镇压，梁启超对原先“开民智、兴民权”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痛定思痛，流亡日本的梁重新发挥自己办报的特长，创办《清议报》，提倡新民之说。而此时刚到日本的鲁迅年及弱冠，对未来还充满单纯朦胧的梦想。尽管满怀一腔爱国赤诚，但毕竟还局限在科技救国的层面上。不久又改为学医，原因很简单，想学成后救治象父亲一样的病人，“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维新的信仰。”但时代的危机总会以某种方式闯入少年人火热的胸膛，促成其灵魂的觉醒，从此生命为之激荡起来。幻灯事件后，鲁迅弃医从文，国民性的改造已成为他目前迫切的工作：“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1902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停刊后随即创办了《新民丛报》，取《大学》“新民”之意。提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的口号。1906年鲁迅筹办文艺刊物，取了一个与之很接近的名字《新生》，出自但丁的《神曲》，也暗合“文艺复兴”之意。两位先行者几乎是在同一个起点开始了解决国民性问题的探索。
1894年的甲午战争击败北洋水师，使老大帝国从睡梦中惊醒，日本的强大也使之成为我们学习西方的成功范例。此后清政府开始大量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进入20世纪后，在日留学生人数不断增加，从1904年-1905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从3000人激增至8000人，留日学生人数已达到高潮。此时日本对西方文化的译介非常全面快捷，满怀一腔报国之心的中国青年来到这里，思想迅速成熟而趋于激进，更多的人关注政治斗争，当时的东京已然成为中国政治革命的大本营。此时梁启超在东京创办《新民丛报》，如果说在维新时期梁启超对“开民智”的问题还只是为了开学堂培养专门人才，那么在遭受了变法失败血的教训之后，他开始把国民性教育视为民族振兴的基础工作。对国人自身在民族危亡之际表现出的麻木、愚昧给予猛烈抨击，大倡革命排满，鼓吹破坏主义，在留日学生中影响很大。诗人黄遵宪对梁的文章评价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中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优美的文笔和对中国社会的深刻洞察，再加上梁启超天生具有宣传家的素质使之在1902年前后，成为中国舆论界的“执牛耳者”。
遗憾的是梁启超很早就投入政治活动中，也很晚才从政治中挑出来。他对国民性问题也之侧重于推行“群”的观念，其核心是“公德”，加强群体的凝聚力，促进群体的利益，要求民众个体对集体的服从，国民对国家的尽责。“万其手，万其足，一其心，一其力，万其力，一其事……”流亡扶桑的梁启超对当时明治时期的日本寡头政府中央集权颇为推崇，已赞赏日本国民的素质：“日本之雄起，……真豪杰之国哉！一夫倡，百夫和；一夫死，百夫继。”（《记东侠》）批评国人几千年来“公德”始终没有发展。他定义的“新民”要求有进取和冒险精神，要有国家意识，要有献身精神。梁启超崇尚墨家，墨家尚同，然而悖论在于当民众尚同于天子时，天子却往往不会完成最后一道程序：继续继续尚同于天。统治者不配合，这样的尚同便毫无意义，梁推行的国家主义强化对民众国家意识的培养，却疏于对专制奴役的防范。这些新民虽称为“新的公民”，可自身奴性不根除，精神不觉悟，最终也不过是作了“奴隶的奴隶”罢了。
梁在日本时曾认真学习西方政治思想，接受了本杰明•基德激进的集体主义的社会进步观：“不可不牺牲个人以利社会，不可不牺牲现在以利将来。”在梁启超这里，民众个人自由和精神的独立是不存在的，如其有也必须服从于集体的利益。梁启超始终是在高高的政治讲坛上，动员民众，维新时他谴责民众和士大夫不尽其责，“知其病而相率待死亡。”“相率不发一论，不办一事而已，其太息痛恨涕哭唾骂之言，正以便其推诿卸责一齐放倒之计，而实非有一毫真心，以忧国忧天下者也。”他谴责国人的旁观心态：“‘无可奈何’四字是其口诀，‘束手待毙’一语是其真传”。他呼吁“人生于天地之间，各有责任。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怎奈流亡日本时他是如此动员，在与袁世凯合作时仍然是如此空泛的动员和说教。
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关注显然受到梁启超的影响，但几乎从一开始二人的观点就存在歧异。梁启超将国民的劣根性归纳为“爱国心薄弱、独立性柔弱，公共心缺乏；自治力欠缺，团结力相差”。全面是全面，但却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要求民众增强国家意识，“心相构，力相摩，……是之谓万其途，一其归，是之谓国。”而鲁迅起初对梁关于“公德”的提倡就不能接受，他不会象一个政治家一样为了国家的强盛改造国民而忽略他们精神上的缺陷。幻灯片中那些欢呼“万岁”的中国人给他的刺激太深了。在梁启超那里，国民的改造只是手段，而于鲁迅却是最终的目的。精神上不能觉醒，涤汰奴性，那最终只不过成为奴隶的奴隶。真正的启蒙，“若其道术，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观点上的分歧使梁启超最终未能成为鲁迅心中的文化偶像，1907年，身心俱疲的梁启超辞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一职，从此退出政治，1918年开始筹备欧洲游览准备工作。梁启超几十年政治生涯一事无成，到头来依然回到国民性问题，重新开始著书立说，办报讲学，就在这一年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鲁迅和梁启超一样都是伟大的爱国者，与梁热情洋溢乐观向上的文笔不同，鲁迅的文字却冷峻峭拔，乐观是梁启超文章的主旋律，悲观却是鲁迅生命的底色。梁和鲁思想的形成都受到过进化论的影响，在梁启超的政论中总可以看到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即使在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难时刻亦保持着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在维新时，梁通过人种、物产来论证“中国无可亡之理，而有必强之道”。在日本又写下《论中国人种的将来》，预言“中国人于来世界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的人种。”在民国后又乐观的断言此后“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也不会卸下。”读来使人感奋，深受鼓舞，但细细品味就发现这却是一种近乎盲目的乐观。这种乐观潜藏着对社会进步的过度神话，这种乐观激进的未来主义对每一个个体的精神状态是视而不见的！
相反早在1907年鲁迅写下《摩罗诗力说》时，就已经预见了自己的宿命，也从此确定了未来之性格：“自尊之大，力抗不可避之定命，为状惨烈，莫可比方”，“自尊至者，不平恒继之，忿世疾俗，发为巨震，与对跖之徒争衡。盖人既独尊，自无退让，自无调和，意力所如，非达不已，乃以是渐与社会生冲突，乃以是渐有所厌倦于人间。”，“死守真理，以拒腐愚，终获群敌之谥。”“尊侠尚义，挟弱者而平不平，颠仆有力之蠢葸，虽获罪于全群无惧……”。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歌颂了拜伦、尼采等一批文化英雄，也喊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宣言：“自尊而怜人之为奴，制人而援人之独立”。当梁启超推崇中国的管子、商鞅和克伦威尔等一批强权人物之时，鲁迅却赞美着一批“恶魔”：拜伦、普希金、莱蒙托夫，“恶魔者，说真理者也。”当梁启超要求国人服从、忍耐，“齐万而为一，心相构力相摩”，鲁迅则提倡反叛，反叛强权，“反叛多数和一致”。梁启超笔下是神采飞扬“乳虎啸谷”的少年中国，鲁迅笔下却是困顿疲惫但意志坚定的过客。梁启超对国民性改造一直是在动员，而鲁迅才是批判。“他（鲁迅—笔者注）才开始从几年前对于祖国的热烈的讴歌，而转为民族的严肃的批判。他不能不以批判的形式担负起思想启蒙的任务。”（林贤治《人间鲁迅》P141）
梁启超和鲁迅代表了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两种不同的路径。梁启超一方面教育民众对国家集体的服从，一方面又寄希望出一个强权人物将中国带入宪政之路。我们可以理解梁的用心良苦，即使是后来五四的启蒙大家也大都将启蒙建立在救亡的基础上，这是时代的局限。何兆武先生在《西方哲学精神》一书中有一段中肯的评述：“自然权利的观念是近代（前现代）民主运动的理论基石，但一切中国近代民主运动的直接目标却更多地不在人权而在救亡。在近代中国总是受着一个更迫切的、更重要的集体的目标——民族生存所制约，因而它的着眼点就更多地不是个人而是集体。这一点又恰恰能够更好的符合中国民族文化传统，即轻个人而重集体，个人永远地属于集体之下。……自然权利与救亡图存两者虽不必互相排斥，但毕竟前者被当作后者的一种工具或手段，成为充其量也只是第二位、从属的东西。集体的生存仍然压倒了个人的权利。”（何兆武《西方哲学精神》P174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11） 梁启超在袁世凯、段祺瑞的独裁政治下依然呼吁民众对集体的服从，这样的启蒙早已失去了价值。即使在后来退出政坛，四处讲学时梁的国民性理论仍然没有跳出国家主义的窠臼。然而真正的启蒙都必须把人性解放作为最终目标。铁屋子没有砸碎，培养出来的新民不过是更加合格的奴隶而已。正是鲁迅对专制奴役的警惕，对国民奴性的不妥协的批判，使中国近代启蒙具备了应有的深度和广度。如后人所述：“鲁迅的一生，可以说是怀揣着立人的文化理想观察世界、批判世界的一生”。（摩罗）从梁启超“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的中国少年到鲁迅呐喊的狂人，中国的启蒙才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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