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是一部真正意义上既反贪官又反皇帝的电视剧，这固然是它非常可贵的地方。但真正难得的是，虽然它反贪官反皇帝，但却在叙事的时候给了这两种人足够的同情与理解，把历史深处的矛盾与无可奈何表达了出来，而不是流于表面的义愤或者轻蔑。前面几十集，讲改稻为桑，讲丝绸贸易，讲抗击倭寇，兜兜转转，来来回回，各位表演艺术家飙足了戏，到海瑞登上舞台，“狐狸尾巴”才暴露出来了。一切积弊，都在于皇权的绝对性，在于法律的随意性——因为法律的渊源在于皇帝，法律的最高解释权也在皇帝。制定法律的人想要带头违法又不便明说，这就产生了一种难以解决的冲突。
看这部剧的时候我就总在想，皇帝为什么能有这样大的权力？真的仅仅是手握兵权与特务机关？并不仅仅是这样。皇帝的命令之所以能够生杀予夺，是因为所有人一方面都惧怕皇帝，一方面又依赖皇帝。皇权才是这个体制内，一切逻辑的起点。只要接受这个逻辑的，并投身其中，你就无法反抗。皇帝看似坐拥四海，但其实是孤家寡人。如果普天之下都是皇帝的，那么天底下就只有皇帝是在替自己办事，其它人只不过打份工而已，谁会对国家治理真正上心呢？所以皇帝要人替自己办事，怎么能不给办事的人一点好处？而这些好处从内阁到州府再到县乡，层层转包，到最后层层网织的官僚集团最后必定会尾大不掉。皇帝总有一天会发现好处不够分了，大臣们明里暗里开始抢自己的那一份了。回头看历史，似乎是能看出这样的规律：每当整个系统臃肿庞大，难以调度的时候，太监群体、特务机关这类可以直达天听的集团往往就会粉墨登场，权倾一时。而等他们的使命完成，整个帝国要回归科层制的正轨的时候，这些临时性的小集团的下场多半也是比较凄惨的。剧中的嘉靖是个聪明人，他很早就洞察了皇权的实质，并且利用了这一规律来偷懒。因为他相信只要手段足够灵活，离岸平衡玩得溜，就可以在群臣的你争我夺之间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为什么他有胆量和手段去做一个不上朝的遥控皇帝。
其实不管是明君还是昏君，搞政治永远都逃不开耍权术，玩平衡。《雍正王朝》里面花那么多笔墨把唐国强，啊不，四爷塑造成一个夙兴夜寐、关心民间疾苦的好皇帝。但同样并不讳言其过河拆桥，杀人灭口的毒辣手段。更不幸的是，我们的嘉靖连四爷也不如，他不是一个愿意和自己较劲的短命皇帝，他真正关心的其实是大内的财政盈余和自己的修仙之旅是不是顺利。所以在他身上，地主官僚集团和皇帝之间的分肥协议才越发表现的赤裸裸。就像很多答主所指出的，真正让嘉靖下决心扫荡严嵩集团的原因，其实是这个集团已经咄咄逼人地与皇权争利。对嘉靖来说，与其重签协议，还不如把乙方干掉算了。甚至都不需要他自己出手，反正有徐阶高拱张居正争着要来当乙方。
而海瑞这个人在剧中其实是个具有现代意识的穿越者（就像走向共和里面的袁世凯一样）。一方面他利用朝廷法度为自己的行为当挡箭牌（现实中的可行性观众就别去追究了）。另一方面，他奉献自己的性命来揭示这个体系的要害之处。这首先是让人非常敬佩的。但在整部剧中，愣头青海瑞所做的，无非就是把胡宗宪等一干人早就知道的道理公之于朝野，把胡宗宪苦苦维持的平衡打破而已。一封奏则搞得朝野震动，不是因为他发现了什么惊天大幂幂，而是他把这个秘密喊出来了。这就好比一个新入职大学生，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终于明白了单位人尽皆知的潜规则，接着给全单位的人群发邮件，而且还把矛头指向了老板。让人搞不清这是喜剧还是悲剧。
说到《大明王朝1566》，首先要从导演张黎和编剧刘和平说起。2007年的《大明王朝1566》是张黎与刘和平自1997年的《雍正王朝》后的第二次合作，也是至今的最后一次合作，并且是张黎作为导演的唯一一次合作（在《雍正王朝》中张黎担任艺术总监一职）。
张黎依靠这部作品和之前的《走向共和》彻底超越了胡玫，奠定了内地电视界第一正剧导演的身份，此后的《人间正道是沧桑》等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刘和平虽然争议更大，但此人在编剧界的地位也无须我在此处再多言，作为一名学者型编剧，虽然他的作品往往冲突激烈集中极富戏剧性，但他的骨子中往往还蕴藏着某些超越戏剧性本身的追求，这使他的作品往往在戏剧性的情节之下还有深厚且富于张力的内涵。如果说前者是对一线编剧的基本要求，那么后者就是编剧个人身上的独特烙印。
除去两人本人各自的强劲实力之外，大家可能有这样的感觉，张黎和刘和平合作往往让人有种1+1大于2的惊喜，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刘和平擅写大场面大格局大冲突，而对于曾经的冯小刚御用摄影师，以《夜宴》的摄影师身份获奖无数的张黎来说，转行导演后，以镜头语言再现刘和平笔下的大格局不在话下。在这一点上，刘和平的上一个本子《北平无战事》就做的一般，远没有《大明王朝1566》那样令人印象深刻。山影+孔笙团队虽然近年拍了不少优秀的正剧，但是格局上显然较黎叔仍然有差距。此外，刘和平的作品整体风格较为内敛沉郁，其中又往往在深处蕴藉着某种民族的蓬勃之气，这样的独特风格，放眼内地电视界也唯有张黎可以最好地呼吸领会之。两人的合作可以说是真正的天作之合。这样的黄金组合为这部剧集的成功打下了一个很坚实的基础，试想，正剧领域的上古大神陈家林碰上朱苏进，照样在《江山风雨情》这么好的题材上走了麦城，而《人间正道是沧桑》虽然也是优秀的作品，但张黎极富个人风格的摄影与剪辑与江奇涛歌剧风格的剧本总有微妙的方枘圆凿之处，相较而言，《大明王朝1566》中的剪辑则往往令人印象极其深刻（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黑白闪回，当然有相当部分要感谢剪辑师刘淼淼）。
张黎对刘和平的剧本的理解是深刻的，这使他在导演本剧时常有丰富剧情内涵的神来之笔。举个例子，在剧情的中后半段，司礼监掌印太监吕芳被嘉靖打发去南京守陵，这里有一段他与自己的干儿子冯保告别的戏，是刘和平原剧本中没有的，而张黎将这一段拍的十分精彩。
这一段不仅在结构上呼应了第一集吕芳训斥冯保，指责他不懂为自己谋后路的情节，也进一步丰满了吕芳老成宽厚，冯保伶俐隐忍的性格，两人之间关于“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一席对话也深化了全剧的主旨与内涵。这一情节甚至还为可能的续集剧情发展打下了草蛇灰线般的伏笔——冯保最终应验了吕芳的预言，爬到了吕芳的位置，而最后也遭到与吕芳相同的命运。
仅举一例，可以看看导演对剧本的理解已经到了一个怎样的程度。
以“新历史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剧，很容易陷入一个矫枉过正的怪圈，一个明显例子是：为奸臣翻案，顺带隐晦地批判一把传统史观的“正面”人物。经不住时间考验的“新历史主义”历史剧，大抵就是让浸淫传统史观的观众过一把颠覆的瘾，可之后呢，解读的人发现颠覆后的人物更经不起推敲，再看就味同嚼蜡了。“为颠覆而颠覆”注定走不远。如果让一个受“新历史主义”熏染的流水线编剧写《大明王朝1566》的剧本，我丝毫不怀疑，他能把嘉靖写成懒惰点的李世民；把严嵩写成鞠躬尽瘁顾全大局背骂名的李鸿章；把张居正写成暗地放冷枪满门心思为上位的权谋家；把海瑞写成一心博取直名的清流。万幸的是，刘和平这名杰出的编剧，没有被某一史观桎梏，没有让自己笔下的人物成为翻案的工具。注入自己思考的还原，既表现出自己对传统史观下某些历史人物及事件批判的不同理解，也不至于陷入另一种极端，使人物沦于平面苍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