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新历史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剧，很容易陷入一个矫枉过正的怪圈，一个明显例子是：为奸臣翻案，顺带隐晦地批判一把传统史观的“正面”人物。经不住时间考验的“新历史主义”历史剧，大抵就是让浸淫传统史观的观众过一把颠覆的瘾，可之后呢，解读的人发现颠覆后的人物更经不起推敲，再看就味同嚼蜡了。“为颠覆而颠覆”注定走不远。
如果让一个受“新历史主义”熏染的流水线编剧写《大明王朝1566》的剧本，我丝毫不怀疑，他能把嘉靖写成懒惰点的李世民；把严嵩写成鞠躬尽瘁顾全大局背骂名的李鸿章；把张居正写成暗地放冷枪满门心思为上位的权谋家；把海瑞写成一心博取直名的清流。万幸的是，刘和平这名杰出的编剧，没有被某一史观桎梏，没有让自己笔下的人物成为翻案的工具。注入自己思考的还原，既表现出自己对传统史观下某些历史人物及事件批判的不同理解，也不至于陷入另一种极端，使人物沦于平面苍白。
二
《大明王朝1566》流露出浓郁的人情味，这种人情味超越政治分歧、善恶忠奸、阶级隔阂，渗入几乎每一个人物的骨髓，这也是为什么剧本里的人，跃然纸上，免于符号化。因为人情味首先是基于“人”的前提下，只有把每一个人物首先视作“人”去写，再考虑人物的倾向性、局限性，“海瑞”、“嘉靖”、“严嵩”们才能活起来，人情味才会充盈《大明王朝1566》的浮世绘中。
他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君主、士大夫、农民、商人、歌女...是人就会让我们不至于过分隔阂，尽管身份阶级年代的差异还在，但人性的共同点是我们走进他们的世界，去感受他们的那根线。
司礼监值房里吕芳对冯保的教导；浙江总督署签押房胡宗宪对谭纶的点拨；王用汲和海瑞的惺惺相惜；杨金水在水中的宣泄呐喊；严嵩倒台后在六必居的话语；嘉靖雪夜里的若有所思......大明朝的天底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念想、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无奈，交织在一起就是流露出悲悯与希冀的“1566年”。
三
在中国的“1566年”，商人是悲剧的，是最值得同情的群体之一。
沈一石有自己的可鄙之处，苟且织造局、浙江巡抚，当着宫里的差，捞自己的钱！赚钱都赚到皇帝老子的头上。但他到底只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典型商人，和千千万万中国商人一样，商人不和官僚捆绑在一起，似乎就注定混不开，商人腰缠万贯、富可敌国，朝廷仰仗他们的财富，尤其是末世。且看远征新疆的左宗棠，还没从十余年太平天国之乱缓过来的清廷，又面临海防塞防之争，清廷纵然同意他收复新疆，国库也挤不出多少银子。靠谁救急？还不是商人---大名鼎鼎的胡雪岩。多方疏通才筹来钱粮。可坐拥金山银山的他们，地位又是多么不伦不类，随手翻翻封建官僚呈给君主评议商人的奏折，就足见他们对商人的轻视和鄙夷。
商人要过活、要致富，不看官僚的颜色，便是空话。朝廷拿不出军粮了，找谁开刀？最简单的还不是抄商人的家！商人就是如此尴尬。
沈一石可鄙，比他更可鄙的是腐败贪婪的大明官僚。
且看沈一石饰演者赵立新的话：
“沈一石，何苦来着呢？魂归邙山也许是最好的路了，他是个绝顶聪明之人，事到如今，国库亏空，裕王、严党、甚至嘉靖皇帝，也绝不能叫他活了，他死，其他的人才能活，在这个算盘上，皇帝的心思，沈一石怎会参不透呢！只有抄了他的家，填补亏空以外，目前还真无他法了，入火海，与他的古琴为伴！与他的“芸娘”为伴永远永远地在一起！此时，死对他来说，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全部人关心的他的家产，这次倒是透明了，公开了，想必结果却是大家无法面对和接受的！“真”真相，往往不是大家所需要的！不是吗？这么一个浙江首富，全部家产却还不及一个普通中产阶级？还是因为大明王朝的官宦实在太腐败，沈一石，苦呐！唉……杨金水一语道破天惊：“宫里的生意是大，也不要缴税，外面都打量着你赚了多少钱，可你赔进去的比赚的不少……”为什么？言外之意……明白乎？也真不知，这是为何啊？”
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归邙山。狡兔死，良弓藏。我之后，君复伤，一曲《广陵散》，再奏待芸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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