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中的“乡约”是什么?

如题所述

乡约不是官职,更像是一种制度。
白鹿村遵奉的乡约权利来源于皇权,皇权支持宗族势力,族长是官府承认的代理人,这使乡约有了合法性和神圣性。这也就决定了作为执行乡约的族长白嘉轩只会对现行统治秩序和权力负责。皇权以外的其他任何政权,在他看来都是“非法”的。但精神要髓却有着中国千年历史的沉淀,其历史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周代,《周礼·地官·族师》曰:“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共,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相葬埋。”
白鹿村的乡约正是通过广为宣传的方式使民众完全知晓,从而具有预测、指引和评价的约束功能。白鹿村的乡约由朱先生起草以后,白嘉轩请来石匠,凿下两方青石板碑篆刻下来后,镶在祠堂正门的两边,与栽在院子里的“仁义白鹿村”交相辉映。随后,白嘉轩召集白、鹿两姓十六岁以上的男子齐集学堂,一条一款,一字一句的讲解,要求每个男人再教给妻子和儿女,学生在学堂里也要学乡约。
就白鹿村乡约的内容而言,它和封建时代的礼制是完全一致的,大多是按照儒家学说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做出的规定。如推崇做人要“见善必行,闻过必改”,在家族关系中要做到“能治其身,能修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仆,能敬长上,能睦亲邻”等。这些乡约与统治者宣传的官方价值观高度契合,甚至本身就是律法的翻版,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和支持,也符合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易于为村民所接受。
乡约的执行主要是依靠宗法势力和宗族道德舆论下绝大多数人的行为自觉,但同时也规定了一些强制措施予以保障,其中处罚包括罚跪、罚款、罚粮以及鞭抽板打。即使像鹿兆麟这样接触了新学的青年,也只敢在私下谈论将来要废除祠堂,实现自由恋爱和婚姻自由;而黑娃被鹿三赶出门后则只能乖乖带着媳妇住到山上的窑洞里。直到革命战火烧到白鹿村之前,尚无人敢对乡约提出直接挑战。而白鹿村的乡约正是根植于传统社会深厚的血缘、地缘关系之中,通过维护儒家礼教的伦理秩序,依靠宗法势力及专制国家权力得以施行。
乡约代表着传统统治秩序,要推翻旧秩序,祠堂就成为了首当其冲的场所。黑娃在成立农民协会后,带着三十六个兄弟聚集到祠堂门外,抡起一铁锤,把大门上的铁环砸到了地上。他触景生情地想起了跪在祠堂里挨板子的情景及他和田小娥被拒绝拜祖的屈辱,便把“仁义白鹿村”的石碑和刻着乡约的石碑砸断。黑娃的举动和砸碎的石碑,昭示着传统礼教乡约不可避免的走向了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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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9-08-02

乡约,明清 时乡中小吏。

    乡约,明清 时乡中小吏。由县官任命,负责传达政令,调解纠纷。在《儒林外史》第六回:“族长 严振生 ,乃城中十二都的乡约。”《老残游记》第十五回:“﹝ 魏老儿 ﹞连忙跑来看时,却好乡约、里正俱已到齐。”

    《白鹿原》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这时候,进行了一些改革,县下设仓,仓下设保障所。仓里的官员职称是“总乡约”,保障所的官员职称是“乡约”。

    总乡约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乡长、镇长,乡约相当于管辖几个村的村长。田福贤就是整个白鹿仓的乡长,鹿子霖相当于管辖塬上几个村子的村长。总乡约、乡约都是政府任命的官职,应该算是编制内,有的公务员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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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个回答  2018-02-01
乡约其实是民国政府,管理村一级干部,所设立的一个管理部门。相当于现在的乡镇。原著中乡约的权利是非常大的,可是白鹿原电视剧中,鹿子霖这个乡约。简直是无恶不作,设赌局跟族长做对。勾结村中的地痞无赖,为非作歹。乡约其实说白了就是管理村级干部所设立的一个职能部门。 但是电视剧白鹿原中,白嘉轩好像比鹿乡约更混得开,权力更大。其实原著白鹿原中,鹿子霖只是暗地里跟白嘉轩叫板。从来没有像电视剧这个样子,嘴上没毛唧唧歪歪的。而且根据封建的宗法制度,鹿子霖是根本没有机会做族长的。乡约的权利要比族长大很多,但是在宗族观念面前。乡约要归属于族长来管理。

电视剧在小说《白鹿原》的“阴影”下,我们发现虽然改编距原著还是有那么一些距离,但毕竟电视剧表现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大家都懂的。从整个剧的走向来看,有自己的线索和脉络,还是诚意多多、良心多多。 比如,在第十、十一集中,我们就看到了久违的“乡约”。那么,问题来了,何为“乡约”?今天,我就给大家说说《白鹿原》中的“乡约”。 电视剧中,朱先生在兑现了当年对恩师的诺言后回到原上,但不想这几年不在,原上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种植鸦片成风,乡民嗜赌成性……朱先生在这档口回到原上,不动声色地就把原上中的一片片罂粟苗苗给连根翻起了。

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朱先生还将这些年在外所见乡约写了下来,在白嘉轩修整完毕祠堂的时候,将其刻石置碑,以正世风…… 那么,小说中的“乡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乡约是在什么时候,由谁撰写的 朱先生在拜见当年恩师方先生后,终因席间一番的推心置腹,使得方升班师故地甘肃宁夏去了,解了二十万清军围城的险情。等他回到原上时,白嘉轩听得姐夫的事情后,直觉得太冒险,同时还说了原上传开的白狼等等。
白嘉轩由不得大声慨叹,姐夫的姑婆之行太冒险了。说罢白狼,白嘉轩就提出诸多疑问,没有了皇帝的日子怎么过?皇粮还纳不纳?是不是还按清家测定的“天时地利人和”六个等级纳粮,剪了辫子的男人成什么样子?长着两只大肥脚片的女人还不恶心人? 看着白嘉轩如此的疑问,甚至有些惊慌失措,这也说明了虽然已经“反正”了,但还是有好多东西没有反正过来。借用鲁迅的话说,就是虽然摘牌已换,但货色依旧。
对于妻弟的这么多的疑问,朱先生—— 朱先生不置可否地听着妻弟发牢骚,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抄写工整的文章,交给嘉轩:“发为身外之物,剪了倒省得天天耗时费事去梳理。女人的脚生来原为行路,放开了更利于行动,算得好事。唯有今后的日子怎样过才是最大最难的事。我这几天草拟了一个过日子的章法,你看可行不可行?”白嘉轩接过一看,是姐夫一笔不苟楷书的《乡约》…… 乡约上都说了些啥 小说《白鹿原》对朱先生做撰写的楷书《乡约》有着详细记录:
一、德业相劝 德谓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修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仆能敬长上能睦亲邻能择交游能守廉洁能广施惠能受寄托能救患难,能规过失能为人谋事能为众集事能解斗争能决是非能兴利除害能居官举职凡有一善为众所推者皆书于籍以为善行。业谓居家则事父兄教予弟待妻妾在外则事长上结朋友教后生御憧仆至于读书治田营家济物好礼乐射御书数之类皆可为之非此之类皆为无益。
二、过失相规 犯义之过六:一曰酗酒斗讼二曰行止喻违三曰行不恭逊四曰言不忠信五曰造谣诬毁六日营私太甚。犯约之过四:一曰德业不相劝二曰过失不相规三曰礼偕不相成四曰患难不相恤。不修之过五: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恶及游情无形众所不齿者若与之朝夕游从则为交非其人若不得已暂在还者非二曰游戏怠情游谓无故出入及谒见人止多闲适者戏笑无度及意在侵侮或驰马击鞠之类怠惰谓不修事业及家事不治门庭不洁者三曰动作无仪进退疏野及不恭者不当言而言当言而不言者衣冠太饰及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四曰临事不恪主事废妄期会后时临事怠慢者;五曰用度不节不计家之有无过为侈费者不能安贫而非道营求者以上不修之过每犯皆书于籍三犯则行罚。
三、礼恰相交 …… 等白嘉轩将朱先生写的乡约带回来后,徐先生见后大赞此乃治本之道。接着嘉轩即约鹿子霖等人到祠堂议事。 鹿子霖读罢《乡约》全文,感慨不止:“要是咱们白鹿村村民照《乡约》做人行事,真成礼仪之邦了。”三人当即商量拿出一个在白鹿村实践《乡约》的方案,由族长白嘉轩负责实施,当晚,徐先生把《乡约》全文用黄纸抄写出来,第二天一早张贴在祠堂门楼外的墙壁上,晚上,白鹿两姓凡十六岁以上的男人齐集学堂,由徐先生一条一款,一句一字讲解《乡约〉规定每晚必到,有病有事者须向白嘉轩请假。要求每个男人把在学堂背记的《乡约》条文再教给妻子和儿女。学生在学堂里也要学记。乡约恰如乡土教材。白嘉轩郑重向村民宣布:“学为用。学了就要用。谈话走路处世为人就要按《乡约》上说的做。凡是违犯《乡约》条文的事,由徐先生记载下来;犯过三回者,按其情节轻重处罚。 正是由于有着如此条纪清明的乡约的劝导规范,从此—— 白鹿村的祠堂里每到晚上就传出庄稼汉们粗浑的背读《乡约》的声音。从此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丸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等赌博营生全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件再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 小说《白鹿原》中,利用祠堂处罚违规的事件共发生四次,前两次惩戒是对在街门外的捶布石上给娃子喂奶的白满仓女人与用干枣刺刷子抽打赌博与抽吸鸦片的白兴儿和那一伙赌徒;后两次是对白狗蛋与田小娥及被田小娥引诱的准族长白孝文的严惩。 可见,族长白嘉轩正是凭借《乡约》的儒家文化与祠堂的血缘联系,来规范自己及族人的日常行为,使得白鹿村村民紧紧围绕在他身边。
乡约的历史所本 其实,无论是小说还是电视剧,其中的“乡约”,是有历史所本的。小说原著作者陈忠实在当年创作《白鹿原》的过程中,曾在陕西蓝田县查阅资料时发现了《吕氏乡约》。在他的印象里,自己当时抄录其中的条文时,更多的是一种“新奇感觉”。他就正想借此窥探这经历了无数喜悦、灾难,仍能再次凝聚新生的乃在的精魂到底是些什么。
此《吕氏乡约》出自北宋大儒吕大钧,其兄弟四人被称为“四吕”,“四吕”的家正就在白鹿原下。 北宋年间,陕西蓝田儒士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吕大忠四兄弟,人称“四吕”。四兄弟于神宗熙宁九年,也就是公元1076年,发起制定乡约,推行乡里。其宗旨就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倡导大家相互善行,互相规劝过错,推行良序美俗,若是有人遇到患难,他人都应伸出援助之手。这也与小说原著中的乡约的核心精神相对应。
据有关专家研究,这部乡约大概是中国最早的一部《乡约》。其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乡土中国的礼仪教化与相对的稳定。例如小说与电视剧,都讲到族长如何依据《乡约》对抽大烟、爱赌博的村民进行惩罚,竟然最终戒掉了这类恶习,等等。 然而,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乡民们看到了原外的大千世界,这种重在伦理教化的治理方式,似乎也渐渐失去了效力。此种似有忧伤,似有无奈,似有感恋,但更是似有一种难言的悲怆。
那么,时至今日,我们是否在心底会生出如此疑问: 我们在谈论白鹿原上的“乡约”的时候,到底在谈些什么? 其实,我们谈论着的只是你我心底深处的那些无尽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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