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的近代化道路可以说都是起步于19世纪后半叶，但是结果却完全不一样。效果的天地之差跟两国中央政府的权力大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到了明清时代，向来以高度的中央集权著称，但是自太平天国以后，清政府的中央集权一落千丈，竟然下放权力，让地方汉族官僚训练军队。此时的清政府国库已经亏空许久，已经很难最大程度的集结人力物力财力推动中国的全面改革。
中国改革的阻力之大远非日本能比，中央集权体制在中国已经实现了2000多年，其惯性之大不是垂老的晚清帝国所能突破得了的。清朝灭亡之后的民国时期，中央政府软弱无力，地方军阀实力做大，整日混战不休，极大的浪费了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反观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整个国家形成了以天皇为主要领导的强大中央集权。日本能在短时间之内实现政治，经济，社会，风俗，教育等各个领域的全面西化，很大程度在于强大的中央政府的推动。
晚清领导人学习西方科技、政治制度是被迫的，仅仅是为了维护其垂老的统治，而日本上自天皇下到平民都是主动的不顾一切的去学习西方各种制度。体现日本强悍的学习精神最有名的事件莫过于1871年日本政府派出了岩仓石团，用了17个月时间周游了英法德美俄等世界上最发达的12个国家。日本国内将岩仓使团的出访看得格外重要，认为这是日本能否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首先完成了政治制度的变革，这一点尤为重要。日本率先建立最基本的资本主义代议制度，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经济，军事、教育等各个方面的转型。
而中国的制度改革则一直拖到了19世纪末，清政府还只是准备预备立宪，最终还是搞出来一个皇族内阁，在全国人面前失了信用，极大的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清政府先进行的是技术改革，经济改革，效果明显没有日本先进行政治制度改革要好要明显。很多人诟病中国进行近代化改革速度太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我认为中国的改革速度慢，这是原先中央集权制度巨大的惯性所导致的，这是谁都左右不了的，改革不是说能快就能快得了的。日本能够迅速地学习西方走上近代化道路，脱亚入欧，跟它同时进行文化教育改革是脱不了任何关系的。中国的文化改革则要迟滞的多，一直要到新文化运动才起到这种效果。国民民智的提高，心智的启蒙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而言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