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思想:孔孟荀董的教育思想

主要介绍一下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主要的教育思想及其简要背景。
如果您也感兴趣,可以就他们的思想发表自己的看法,最好论题涉及教育的本质和作用,教育的内容、学生与教师的关系、环境与遗传中的某一个方面。
评判标准:介绍比较全面,或就某一方面介绍比较有特色的
参考资料:已有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缺教育思想史方面的网上资料。
这是我用来准备选修课课堂讨论的,我现在也在网上搜索整理。
不好意思系统悬赏分已达到极限。
最好是网上的。
二楼的,只要比较孔孟荀的就行了。

一、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的理想是要实现人与人之间充满仁爱的大同世界。为了实现大同世界,关键是要把仁爱思想灌输到广大群众中去,为此需要培养一大批有志于弘扬和推行仁道的志士和君子。这类志士和君子既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志向,又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德才。

志向是指:“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 泰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论语· 卫灵公》)。

德才是指:具有智、仁、勇、艺、礼、乐等六个方面的德行与才能,即孔子所说的:“若藏武仲之知(智),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 宪问》)由于“不欲”含有“克己”之意,按“克己复礼为仁”的说法,“不欲”含有可达仁之意,故可解释为“仁”。可见培养具有上述弘道与行道志向与德才的君子或志士就是孔子教育的培养目标。

关于教育的作用,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既重视其社会作用,也重视其在个人发展中的作用。《礼记》中《大学》篇关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著名论述既说明了儒家关于大学教育的过程和步骤,也清楚地表明了儒家对教育作用的看法:通过格物、致知做到诚意、正心(即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念,做到不为各种私心邪念所动摇)从而达到修身的目的(即形成完善的人格),这是教育对个人发展所起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每个人都积极为促进各自家庭的和谐美满(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国家的繁荣、稳定而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齐家、治国),这是教育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有些学者认为,儒家教育思想是只考虑教育的社会作用而忽视个人的发展,甚至是压抑个性的发展。这种看法是不公允的。事实上儒家教育思想很重视个人的发展,“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就是儒家促进个人发展的理论基础。但儒家的个人发展不是只强调“自我”而不管他人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发展,而是“己欲利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以完善人格为目标、和群体和谐一致的个人发展。这是孔子教育思想与西方教育思想很不相同的地方,也正是孔子教育思想的伟大之处。

关于教育的对象,可用孔子的一句名言“有教无类”(《论语· 卫灵公》)来概括,即不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华夏与狄夷都可以接受教育。这在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末期和把狄夷看作非我族类的“豺狼”的时代,孔子能对教育对象有如此认识,并能在实践中始终以此作为办学方针,这无疑表明孔子有极大的革命勇气与魄力。

孔子为达到上述培养目标而确定的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周公制作礼乐以治天下,“礼”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所以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射”是射箭,“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两项属军事技能;“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甚至“八卦”也属数教的内容[1]。由六艺可见,孔子的教学内容已包括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三部分。但这三部分内容并非等量齐观的,从“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个关于仁的重要定义来看,孔子显然是把“学会做人”即德育放在基础或首要的地位来强调的。由于“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军事技能相当于现代军事体育,科学文化知识就是智育,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在2500年前已明确提出了教学内容应包括德、智、体、美四个方面,并且应以德育为基础,把德育放在首位,这种教育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于六艺中的“书”,有的学者认为只包括识字而不包括自然科学知识,许多人认为孔子只讲伦理道德,忽视自然科学,这完全是误解。由王炳照、阎国华教授主编于94年6月出版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一卷)中,已列举了大量有关孔子亲身向弟子们传授自然科学知识(包括气象、天文、历法、动植物、地理和古生物等内容)的事例,其中有些事例还来自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所提供的资料。《国语· 鲁语下》也有不少这类事例的记载。所以认为孔子重文轻理,或只教伦理道德而不教自然科学的说法是站不住的。儒家轻视自然科学是汉儒和宋儒们所为,是违背孔子教育思想的。在这点上必须将孔子代表的先秦儒家和以后的汉儒、宋儒划清界限。

关于教学内容的实施(即教学过程)孔子明确提出应划分为学、思、习、行等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是学习知识的过程,后两个阶段则是知识外化的过程--要求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要“躬行践履”。孔子是第一个将学思结合、知行统一的观点纳入教学过程的教育家。“他的这一思想为儒家后学所继承和发展,并以孔子名义总结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其中‘博学’、‘审问’属于‘学’的过程,‘慎思’、‘明辨’是‘思’的过程,‘笃行’则是‘习’和‘行’的过程。这五个阶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学过程的内在联系,这是中国最早提出的教学过程阶段论,对我国古代教学曾起过重大的影响。”[2]

关于教学方法孔子更有诸多辉煌创造如: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学思结合,知行统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温故知新、循序渐进,叩其两端、举一反三、等行之有效的方法,千古流传,至今仍在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中发挥作用。

孔子晚年,皓首穷经改编出的“六书”(诗、书、礼、乐、易、春秋)是我国第一套完整的教科书,以后被荀子尊称“六经”,除“乐”经亡佚失传以外,其余五经在我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是官学和私学的最基本教材。

可见,孔子从教育的培养目标、教育的作用、教学对象、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一直到教材建设等诸多方面均有卓越建树,不仅为我国儒家教育思想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有其崇高的地位。其中特别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的是孔子在以下几方面对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所作出的贡献:

第一是关于道德教育。

孔子的道德教育有以下两个鲜明特色:

一是狠抓德育的根本。如上所述,在德、智、体、美诸育中,德育被放在首要地位加以强调。那么道德教育本身,有没有基础,要不要基础,这还是一个至今尚未引起人们重视的问题。“孔子素以道德教育著称于世,他的成功之道正是发现并加强了德育的‘基础教育’,而德育的‘基础’,就是他所谓的务本。”[1]。“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 学而》)这里的“本”就是做人的根本,“务本”就是要学会做人,学会作一个有仁爱之心,能“泛爱众”,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人。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关于德育的根本是要“教会学生做人”这一思想,指出,要作一个真正合乎道德规范的人必须具备完美的人格。实施德育的过程就是塑造和完善人格的过程。孟子认为,有无人格是区别人兽的标志,丧失人格就要沦为禽兽。所以造就人格是德育的根本任务。孟子关于人格内涵的论述,有些虽已不完全适合今天的情况,但是孟子所提倡的人格标准,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 滕文公下》)[3]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起过巨大作用。正如张岱年先生所指出的:“一切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艺术家都受到这个人格标准的影响”[4]。把完善人格作为做人的目标并把造就理想人格作为德育的根本任务--孔孟的这一光辉思想不仅至今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我国当前的教育现状来说真可谓“切中时弊”。

二是重视方法与途径。孔子的道德教育不仅注意抓根本,即有明确的道德教育目标--造就理想人格,而且还给出了达到这一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方法。如上所述,孔子关于道德教育的最高目标是要培养具有最大的仁爱之心、能“泛爱众”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人,也只有这种人才有可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这就是具有最理想、最完善人格的人。但是这样的崇高目标不是一蹴而就,一步就能达到的,必须有适当的培养途径和方法才能逐渐完善人格的塑造,达到最终的目标。“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就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方法。其具体实施步骤则是:孝、悌、忠、信,即先从自己最亲近的人开始培养仁爱之心(这是最容易做到的,也是德育的最起码要求),然后向纵、横两个方向逐步扩展:纵向扩展是指,在对父母尽孝的基础上,进一步上推则要求对长辈、对上级领导乃至国家领导人都要尊重和敬爱;对国家则要尽“忠”。这就意味着在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要勇于为国捐躯;而在和平时期则要对自己所承担的、与国家利益有关的事业或是与人民大众利益有关的工作忠于职守,尽心尽责。向下推则要求对子女要“慈”(父慈才能子孝),对下级也要象对子女一样关怀、爱护、帮助┄┄。横向扩展是指,在对兄弟友爱(“悌”)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左右推即对平辈也要讲友爱,对朋友要态度真诚讲求信用。这就是“由近及远”逐步做到孝、悌、忠、信的要求(也就是不同层次的“践仁”要求)。当这几步都已做到以后,再进一步要求“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道德修养(即关于“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的修养),这样,就不难在上述基础上把仁爱之心进一步扩展到全社会,达到“泛爱众”的要求。可见,孔子实施道德教育的方法与途径非常清楚、明确:其方法就是“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具体途径与步骤则如下图所示:

“由近及远,推己及人”的践仁途径

由图可见,“孝悌”是孔子道德的中心与出发点,而泛爱众则是其最终目标与归宿。显然,这样的道德教育方法、途径由于步骤清楚、明确,所以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再加上每一步都是按照由近及远,由亲至疏的顺序,既体现了由易到难的原则,也使人觉得合情合理,符合人之常情,愿意这样去做。因而便于学生(尤其是小学生)去躬行践履,不会使人产生“说教”或“灌输”的生硬感觉。

反观我们多年来对中小学生的道德教育是怎么进行的呢?文革以前的五、六十年代是讲“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集体、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改革开放以后是“五讲、四美、三热爱”。这些道德教育目标都很正确、也很具体,可是收效并不大,原因在哪里呢?“五爱”中的每一爱都很重要,都是德育的根本,德育的中心,结果多中心等于没中心。加上又未能提出可以被中小学生躬行践履的具体途径与方法,于是就使这些正确的道德目标仅仅成为动听的口号,难以落实到人们的行动上。“五讲、四美、三热爱”也有类似的弊病。这种状况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引起教育领导部门的重视,加上高考指挥棒的作用,只重智育忽视德育的现象日趋严重,德育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就更无人过问了。

第二是关于教育心理。

搞教育的人不重视心理研究,搞心理学的人不重视教育实践--在目前国内教育界和心理学界这已是相当普遍的现象,甚至成为一种偏向。但是在2500年前的春秋末期,在当时还没有心理学这门科学,人们对心理现象还毫无认识的情况下,孔子却能敏锐地观察出人们在学习过程中的种种心理活动,并对这些心理活动作出深刻分析,然后在教学过程中加以灵活运用,从而取得良好效果。孔子对教育心理的贡献不仅在中国古代教育家中绝无仅有,在世界的古代教育家中也极为罕见。

下面我们仅列举几个主要方面,对孔子的教育心理学造诣之深就可见一斑:

关于学习动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 为政》),说明孔子认识到求学需先立志,即先解决动机问题,才能使学习有内在驱动力,不致半途而废。
关于学习的三种不同心理境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 雍也》),说明孔子已认识到学习的内驱力不仅与动机有关,还与意志和情感有关,并且按内驱力大小把学习的心理境界分成三个层次:想学、好学、乐学。其中“乐学”是最高层次,可以产生最大的内驱力。孔子的这一发现是对教育心理学的莫大贡献。
对问题解决过程中两种关键心理状态的分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 述而》),孔子发现“愤”和“悱”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必然要出现的两种心理状态(关于这个问题在下面一节中将详加分析),并指出,学生处于这两种状态的时刻就是教师进行启发式教学的最佳时机。
先天禀赋与后天努力的关系--“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 阳货》),孔子指出,每个人先天的禀赋是很相近的,但是每个人的习性(习惯和性格)却有很大的不同,这是由于每个人后天学习成效有很大差异的缘故。这句话等于宣告教育不仅对人的知识与能力的培养起关键作用,而且对人的心理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
根据每个人的不同心理特点施教--孔子指出,人的智力有智、愚、中之分,人的性格有鲁、喭之异,人的心理状态有勇进与退缩之别,而且每个人的才能有不同的发展趋势(例如有的适合文学,有的适合从政,有的适合军事,有的适合商贾┅┅)因此教学中必须根据这些不同的心理特点因人而异施教,才能获得理想的效果。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06-02-21
同一位学生在不同的情境提出同样的问题,孔子也会避免给予千篇一律的回答。例如,樊迟问仁三次,孔子的回答前后便不尽相同。[4]这样的回答方式应该不是流於散漫变成了无章法,而是如颜渊所赞叹的「循循然善诱人」(〈子罕‧10〉),而「循循善诱」反过来也很能说明因材施教的精神所在。值得注意的是,这二种表现方式所涉及的课题,都和个人的或社政的伦理趣向息息相关,而与具有相对确定答案的物理知识较无牵连。然而,即使面对伦理方面的课题,孔子给的答案既非专就伦理概念的普遍定义发言,亦非著眼於纯粹客观的意义去构绘进德修业的操作要领,而是总要落实在一定的时空人物的脉络内,扣紧发问者在提升自身的德行修养时,可就近切入或可悬为远程目标的下手处予以提点之。由於孔子特别重视个体自身伦理实践的发趣,而不尚空谈,他的因材施教便与伦理教化上的个别提点成为二而一、一而二的并进措施。

(二)可能的限制

因材施教在孔子的教育事业并非毫无限制。事实上,因材施教走不通的地方,正好是孔子的教育事业本身碰到局限之处。此所谓局限,主要有二。第一,因材施教无法抵达连施教者自身都不熟悉的领域。〈子路‧4〉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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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因材施教的精神点出有关进德修业的操作要领,最为脍炙人口的例子之一见於〈先进篇‧21〉: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4. 樊迟问仁三次,孔子每一次的回答各具特色:「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20〉);「爱人」(〈颜渊‧22〉);「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路‧19〉)。

页42 因材施教与教学上的人我分际—
以《论语》、《阿含经》、和《大般若经》为根据 佛学研究中心学报 第五期(2000.07)

樊迟的问题,就好像有人进到一家中餐馆却要点法国菜。正如同没有一家餐馆能供应天底下每一道菜肴,孔子也和任何其他教育工作者一样,无法摄尽所有的学问。碰到樊迟的这种情况,孔子只能徒具因材施教之精神,其因材施教之「教」的内容却硬是施展不出来。由此可知,光是具备因材施教的精神并不够,施教者还必须不断拓展自身的学识领域,如此方可在审量求学者的个别差异之余,确实拿得出够水准的材料来满足求学者的学习需求。施教者的学识领域越是恢弘广大且又能照顾到深度的进展,其因材施教之精神也就越能落实。孔子凭藉一己之「学而不厌」与「诲人不倦」〈述而‧2〉,不仅本身的学养公认为达到他那个时代的巅峰状态,也造就许多学生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这四大科目各有专擅的表现。因此,类似樊迟的这种情况,固然形成孔子以因材施教为主轴的教育事业上的一大局限,但是吾人更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孔子很清楚知道自己的局限所在,[5]并且尽心尽力在他一辈子当中能够探问的领域不断往广度与深度去拓展一己的学养(参阅〈公冶长‧28〉)。

孔子的因材施教另外还有一种局限:虽然教育的内容的确是孔子所熟悉的,但是师生的遇合关系却使得孔子有严重的使不上力的感觉,以致难以或根本无从教起。一般而论,孔子基於自己所说的「有教无类」(〈卫灵公‧38〉)的胸怀,带出一生多彩多姿的教育事业。但在另一方面,孔子抱持相当程度的「道德严格主义」,其严格的标准不易松动,以致若有学生无法或不愿将自己的德行修养提高到合乎孔子的标准,那就几乎再无其它方便的办法可让师生的一场遇合在教育上有实质的推展。孔子的「道德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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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了樊迟请学稼与为圃之事,其它很显著的类似事例亦不在少数。例如,〈卫灵公‧1〉记载:卫灵公问陈於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页43 因材施教与教学上的人我分际—
以《论语》、《阿含经》、和《大般若经》为根据 佛学研究中心学报 第五期(2000.07)

主义」一方面表现在不轻许人以「仁」,另一方面或可拿〈公冶长‧25〉的记载来说明他替一般人的不德相当引以为耻:「子曰:『巧言、令色、足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06-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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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墨的思想》 杨荣国著 三联书店
《古代儒家哲学批判》 赵纪彬著 中华书局
《〈论语〉》译注 杨伯峻译注 中华书局
《经学通论》 皮锡瑞著 中华书局
《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 杜国庠著 三联书店
《〈论语〉疏证》 杨树达著 科学出版社
《孔子的教育思想》 陈景磐著 湖北人民
出版社
《孔子的学术思想》 王荫铎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论语〉》新探 赵纪彬著 人民出版社
《孔子、孟子、荀子论乐》(古代音乐论著译注小丛书) 吉联抗译注 人民音乐出版社
《孔子的哲学思想》 严北溟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大同思想》 侯外庐主编 科学出版社
《孔子讨论文集》(第一集) 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 山东人民出版社
《孔子哲学讨论集》 《哲学研究》编辑部 中华书局
《孔子教育思想初探》 许梦瀛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孔子思想体系》 蔡尚思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孔子学术思想新探》 王荫铎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春秋哲学史论集》 关锋、林聿时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孔子研究》 钟肇鹏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孔子评传》 匡亚明著 齐鲁书社
《论孔丘》 冯友兰著 人民出版社
《孔子教育思想论文集》 曲阜师范学院孔子研究所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
《从孔子到孙中山--中国哲学小史》 方克立主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儒家辩证法研究》 庞朴著 中华书局
《孔子的法律思想》(《中国法律思想史》) 杨景凡、俞荣根著 群众出版社
《孔丘》 骆承烈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论语〉新解》 钱穆著 巴蜀书社
《评孔纪年》 韩达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孔子政治思想的精华》 杜任之、高树帜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玄儒评林》 张岱年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孔子》 李启谦、徐志祥著 中华书局
《孔子法律思想研究》(论文集) 乔伟、杨鹤皋主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孔门弟子研究》 李启谦著 齐鲁书社
《孔子思想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 杨焕英编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孔子思想研究论集》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所编 齐鲁书社
《孔子研究论文集》 中华孔子研究所编 教育科学出版社
《大教育家孔子》 吕涛编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先秦两汉儒家教育》(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丛书) 俞启定著 齐鲁书社
《儒家思想研究》 吴乃恭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论语〉》新译述评 王滋源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儒道佛美学思想探索》 张文勋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孔子及其教育思想》 刘锡辰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论语〉》浅解(中国古代文化要览小丛书) 钱逊著 北京古籍出版社
《现代新儒学概论》 郑家栋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世界文化丛书) 王家骅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评新儒学》 罗义俊编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孔孟荀比较研究》 赵宗正、谢祥皓、高晨阳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孔子教育思想体系研究》 罗佐才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一) 方克立、李锦全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儒学辞典》 赵吉惠、郭厚安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儒家与现代中国》 韦政通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苏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稣》 [法]卡尔.雅斯贝尔斯著 李瑜青、胡学东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 [韩国]金日坤著 邢东田、黄汉卿、史少锋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儒学思想史》 张岂之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儒家管理思想》 刘云柏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孔子--周秦汉晋文献集》 姜义华、张荣华、吴根梁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国儒学史》 赵吉惠、高厚安、赵馥洁、潘策主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孔子新传》 金景芳、吕绍刚、吕文郁著 湖南出版社
《先秦儒学》 钱逊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 朱义禄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儒家思想新论--创造性转换的自我》(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美]杜维明著 曹幼华、单丁译 周文彰等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国儒家伦理思想发展史》 李书有主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
《孔孟仁学之研究》 周伯达著 基隆著作印行
《孔子学说》 陈大齐撰 台湾正中书局
《孔子研究集》 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 台北中华书局
《孔子学说与现代文学》 张其昀著 中华书刊仪器社
《孔子学说论集》 陈大齐著 台湾正中书局
《孔子与人格世界》 唐君毅著 香港人文出版社
《中华儒学通典》 吴枫、宋一夫主编 南海出版公司
《〈论语〉》新解 钱穆撰 香港新亚研究所
《原儒》 熊十力著 台北史地教育出版社
《孔子学说与中华文化》 教育部教育司 台北教育部社教司
《〈论语〉》新诠 方骥龄著 台湾环球书局
《〈论语〉》要略 钱穆著 台湾商务印书馆
《孔孟学说底真相和辩正》 任卓宣著 帕《四书道贯》 陈立夫 台湾世界书局 米尔书店印行
《孔子与柏拉图伦理教育思想之比较》 陈树坤著 台湾商务印书馆
《孔子哲学思想源流》 唐华著 台湾正中书局
《孔子的道德哲学》 叶经柱著 台湾正中书局
《儒家人本思想》 杨文鹤著 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读经示要》 熊十力著 台北广文书局
《其命维新--孔子学说与现代思想》 严庆祥著 董氏基金会
《孔子精神建设论》 谭宇权著 台湾商务印书馆
《孔子传略》 黎东方著 华欣文化事业中心
《新儒家的精神方向》 蔡仁厚著 台湾学生书局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之研究》 施湘兴著 台湾商务印书馆
《论儒学思想史》(上) 张君励著 台北张君励先生讲学基金会
第3个回答  2006-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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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丘》 骆承烈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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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政治思想的精华》 杜任之、高树帜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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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 李启谦、徐志祥著 中华书局
《孔子法律思想研究》(论文集) 乔伟、杨鹤皋主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孔门弟子研究》 李启谦著 齐鲁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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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新解 钱穆撰 香港新亚研究所
《原儒》 熊十力著 台北史地教育出版社
《孔子学说与中华文化》 教育部教育司 台北教育部社教司
《〈论语〉》新诠 方骥龄著 台湾环球书局
《〈论语〉》要略 钱穆著 台湾商务印书馆
孔子的理想是要实现人与人之间充满仁爱的大同世界。为了实现大同世界,关键是要把仁爱思想灌输到广大群众中去,为此需要培养一大批有志于弘扬和推行仁道的志士和君子。这类志士和君子既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志向,又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德才。
荀子早年游学于齐,因学问博大,“最为老师”,曾三次担任当时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约公元前264年,应秦昭王聘,西游入秦,称秦国“百姓朴”、“百吏肃然”而近“治之至也”。后曾返回赵国,与临武君义兵于赵孝成王前,以为“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荀子·议兵》)。后来荀子受楚春申君之用,为兰陵(今山东苍水县兰陵镇)令。晚年从事教学和著述。
孔子(前551--前479)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先世系宋国贵族。五世祖木金父避难奔鲁,后定避鲁国陬邑。父叔梁纥为鲁国武士,以勇力闻于诸侯。
孔子3岁丧父,随母亲颜征在移居阙里,并受其教。孔子幼年,“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少时家境贫寒,15岁立志于学。及长,做过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管理牛羊的“乘田”。他虚心好学,学无常师,相传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30岁时,已博学多才,成为当地较有名气的一位学者,并在阙里收徒授业,开创私人办学之先河。其思想核心是“仁”,“仁”即“爱人”。他把“仁”作为行仁的规范和目的,使“仁”和“礼”相互为用。主张统治者对人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从而再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西周盛世,进而实现他一心向往的“大同”理想。

孔子35岁时,因鲁国内乱而奔齐。为了接近齐景公,做了齐国贵族高昭子的家臣。次年,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说:“君要象君,臣要象臣,父要象父,子要象子。”景公极为赞赏,欲起用孔子,因齐相晏婴从中阻挠,于是作罢。欲起用不久返鲁,继续钻研学问,培养弟子。51岁时,任鲁国中都宰(今汶上西地方官)。由于为政有方,“一年,四方皆则之” 52岁时由中都宰提升为鲁国司空、大司寇。公元前500年(鲁定公十年),鲁、齐夹谷之会,孔子提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齐景公欲威胁鲁君就范,孔子以礼斥责景公,保全了国格,使齐侯不得不答应定盟和好,并将郓、龟阴三地归还鲁国。孔子54岁时,受季桓子委托,摄行相事。他为了提高国君的权威,提出“堕三都”、抑三桓(鲁三家大夫)的主张,结果遭到三家大夫的反对,未能成功。55岁时,鲁国君臣接受了齐国所赠的文马美女,终日迷恋声色。孔子则大失所望,遂弃官离鲁,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另寻施展才能的机会,此间“干七十余君”,终无所遇。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鲁国季康子听了孔子弟子冉有的劝说,才派人把他从卫国迎接回来。

孔子回到鲁国,虽被尊为“国老”,但仍不得重用。他也不再求仕,乃集中精力继续从事教育及文献整理工作。一生培养弟子三千余人,身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者七十二人。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教育理论,如因材施教、学思并重、举一反三、启发诱导等教学原则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和“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为后人所称道。他先后删《诗》、《书》,订《礼》、《乐》,修《春秋》,对中国古代文献进行了全面整理。老而喜《易》,曾达到“韦编三绝”的程度。

69岁时,独子孔鲤去世。71岁时,得意门生颜回病卒。孔子悲痛至极,哀叹道:“天丧予!天丧予!”这一年,有人在鲁国西部捕获了一只叫麟的怪兽,不久死去。他认为象征仁慈祥瑞的麒麟出现又死去,是天下大乱的不祥之兆,便停止了《春秋》一书的编撰。72岁时,突然得知子仲由在卫死于国难,哀痛不已。次年(前479年)夏历二月,孔子寝疾7日,赍志而殁。

孔子一生的主要言行,经其弟子和再传弟子整理编成《论语》一书,成为后世儒家学派的经典。
孟子简介
第4个回答  2006-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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