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是什么时候取消的?

如题所述

1984年人民公社制度彻底取消。1983年10月,在总结各地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要求各地在1984年底完成建立乡政府工作。

到1984年底,已有99%以上的农村人民公社完成了政社分开工作,建立了9.1万个乡(镇)政府,并建立了92.6万个村民委员会。

政社分设后,农村经济组织的形式和规模可以多种多样,不再自上而下强行推行某一种模式,既调整了生产关系,又改进和加强了农村政权工作。

政社合一体制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实际上是在社会一体化基础上将国家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力高度统一的基层政权形式。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撤乡、镇并大社,以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行使乡镇政权职权,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称生产大队。

人民公社下辖生产大队,成立大队管理委员会,设大队长、副大队长、秘书(有的由会计兼任)、保管员、出纳员、民兵队长、治保主任和妇代会主任。公社干部为国家干部,大队干部一般都脱产或不脱产的村民担任。

大队下辖生产队,设立队务委员会,选举队长、副队长、妇女副队长、会计(兼记工员)、保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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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2-04-06
  食堂化是中国大跃进时期的产物。1958年大跃进期间,蔚县曾出现过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鲜事,全县“食堂化”即为其中之一。食堂刚建立,存有若干共同特点:吃饭不定量,能吃多少吃多少;吃饭不掏钱,都记在账本上(有的食堂连账都不记);大概根据当地的饮食习惯造饭——早晨粥,中午糕,晚上焖饭煮山药。有些食堂在饭菜上,还不断变换花样,尽量让群众吃饱吃好。有的食堂摆开方桌,由服务员端菜端饭,仿佛置身于饭馆。

  食堂化   1958年10月,蔚县在实现高产化、水利化、绿化、电气化、机械化的口号声中,又掀起了“食堂化”高潮。旨在打破千年来一家一户各自为炊的传统生活方式,进而变革为一个生产队、几个生产队、抑或一个自然村建立一个食堂,以达到解放妇女劳动力及“一大二公”的目的。   食堂化这一新生事物,刚一露头就象雨后春笋一样,在蔚县的八百庄堡次第出现。大锅台,大烟囱,大笸箩盛饭,大斗盆放糕,每到开饭时间,男女老幼都到食堂去进餐,饭饱后拿着碗筷回家去,连锅都不刷洗,确实令人悠悠自乐。   社员家来了客人,跟炊事员打个招呼,一块到食堂去吃饭,一切都非常方便。   当时,各公社都培植了一两处典型食堂,搞得更为突出。兹举吉家庄公社大上碾头村食堂为例。该村食堂就是一处名播遐迩的示范食堂。食堂里摆着大方桌,花磁碗、红漆筷统由食堂备好。服务员都头戴白帽,身穿白褂,送菜端饭招待周到。   在一周内,中午饭不重复,虽是粗粮却能细做,花样翻新充肠可口,博得人人满意,不论从哪里来的干部,只要走进食堂,就落座吃饭,不需出示任何证件。1958年11月,县里曾在此召开过大型现场会,赢得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全县类似这样的食堂并不罕见。当时,笔者曾到下油涧村下乡督促秋收工作,在食堂吃饭,饭菜十分可口,炊事员十分热情,饭后竟拒收粮票与饭费。笔者执意要付,管理员郑重地说:“俺们食堂有规定,对谁都不收粮票和饭钱——眼看就要过共产主义了,不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嘛!”   当时,流传着:“吃饭有食堂,花钱有银行,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的民谣,表达了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据《蔚县大事记》记载,1958年10月6日“全县食堂化运动,进一步形成高潮,据县委办公室统计,全县已办起了食堂2981个,参加食堂入伙的91299户,315000人,占全县农业人口的百分之九十。”   随着食堂化的形成,一部分劳动力便投入到为食堂服务的范畴内,管理员、炊事员、服务员不能缺少,碾米、磨面、担水、供燃等均需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因此,一个生产队或一个村落,围绕着一两处食堂,形成众多人参加的服务网络,每日为筹措柴米油盐而碌碌不息。1958年各村为保证食堂用粮方便,先后“建立米面加工场1212个,占用加工人员达2889人”(《蔚县大事记》)。   由于吃饭不定量,来客不记账,进入1959年,农村大部分食堂均感到库存空虚,粮食不足,于是不得不改弦易辙,变不定量为按人定量,变顿顿吃干为两稀一干,并实行小粮票制度。每月初按人定量,发给各户一个月的小粮票,每日凭票打饭,吃多吃少随其自便。从此,食堂里的大方桌都搬掉了,服务员“改行”了,熬烩熟菜的制度也取消了。每到开饭时,社员们端盆拎罐,到食堂去打饭,然后拿回家里吃。社员们由于没有自留地,既无淹菜,又未晒菜,只吃从食堂领回的熟饭,尽管每日人均能吃到一斤粗粮,却仍然难以吃饱吃好,遂不免产生了饥饿的感觉。为减少饥饿,有些村庄生产条件较好,食堂管理人员关心群众生活,他们为使饭食增量而千方百计动脑筋。做成掺和着山药、萝卜、南瓜、甜菜的特制饭食,一斤小粮票就能吃到熟饭三、四斤,让社员勉强吃饱肚子。然而,大部分食堂却难以达到这样,只是按定量供应熟饭,以致不少社员家仅半个月就用完30天的小粮票。   粮票紧张,群众饥饿,有些大队采取权宜之计,食堂暂时停顿,把口粮按月供给社员,让其各自在家做饭,以缓解矛盾。然而,11月份全县开展了“反右倾,鼓干劲”运动,恢复与建立公共食堂再次掀起高潮。将未入食堂的鳏寡病残户也收揽入食堂,全县入食堂者达到99746户,所有农户基本上都入了食堂。   1959年,蔚县农业生产未能获得全面丰收,难以成为公共食堂的坚强后盾。跨入1960年,社员口粮每日仅能吃到5两,形势愈加严峻。   为渡过难关,响应“低指标,瓜菜代”的号召,全县普遍开展了抢收野生植物的群众运动。发动群众走向野外,广泛采集可食植物的种籽与茎叶,作为代食品。“吉家庄公社组织590人,4天采集稗子籽21890斤,再生黍子600多斤;暖泉公社6天时间,采集各种野菜、树叶91.6万斤,雨生粮食6937斤”(《蔚县大事记》)。   1960年9月初,“中共蔚县县委关于大搞代食品向全县人民发出‘动员令’。要求9月以前全县每人每天平均吃到0.3斤代食品中。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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