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男，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汉族，生于广东新会(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清光绪举人。[1]
青年时期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事败后出逃，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一度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人物生平编辑
早年求学
1873年出生于广东新会。1889年广东乡试中举人。1890年始受学于康有为。
1891年随康有为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革维新的道路，世人合称“康梁”。同年与其妻李蕙仙结婚。
公车上书
梁启超第一次投身政治运动，是1895年参与“公车上书”。甲午战争中国惨败
梁启超
，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联合3000举人上书请求变法，作为康有为最得力的弟子，梁启超积极参与了这桩震动中国的大事。[3]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公车上书第二年，黄遵宪在上海办《时务报》，梁启超任主笔，撰写了大量呼吁变法的文章。两湖总督张之洞很欣赏《时务报》，说这是“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报纸”。后来，张之洞邀请梁启超到武昌一游，打开中门迎接，甚至问下属“可否鸣炮”。在当时，这是接待钦差大臣的礼节。[3]
戊戌变法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他在学堂中极力宣扬变法救亡的思想，还不时发表斥责专制、赞誉民权的言论，引起了旧势力的攻击。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协助康有为组织保国会。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开始了“百日维新”。五月十五日（7月3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赏给六品衔，命他办理译书局事务。梁参与了康有为策动袁世凯推翻慈禧太后的密谋，但被袁出卖。光绪帝被慈禧太后幽禁。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宣布再出“训政”，随即捕杀维新志士，变法失败。梁启超在当日避入日本公使馆，次日化装到天津，与康有为一起东渡日本。[4]
是年冬，梁启超曾代表康有为与兴中会领导人孙中山、陈少白等在东京
梁启超
商谈合作救国，梁十分赞成兴中会的革命主张，终因康有为的反对，合作未成。1897年十一月十一日（12月23日），梁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旬刊），却仍鼓吹“斥后保皇”。[4]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光绪二十五年（1899）夏秋间，梁启超与孙中山往还甚密，一致主张革命排满，有孙、梁两派合作组党的计划，拟推孙为会长、梁为副会长。梁遂草拟了《上南海先生书》，由梁启超、韩文举、欧榘甲、唐才常等康门弟子13人署名，略谓非行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劝康有为退休，由梁启超等继往开来。康有为阅后大怒，勒令梁速离日本，往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行前，孙中山写了一封信，介绍梁抵美后找孙的哥哥孙眉。檀香山华侨久闻其名，所到之处无不热烈欢迎，踊跃捐助，共筹得“勤王”军费八九万元。[4]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梁启超回国，准备就近指挥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勤王起义，但刚抵上海，即闻唐才常等遇害，起义失败。他在上海停留10日后，南下香港，与陈少白商谈合作，意见比较一致，随后，往新加坡会晤康有为。康有为痛骂他竟背叛光绪帝，倾向革命，梁启超被迫跪下认罪。[4]
逃亡海外
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
梁启超先生
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02年11月《新小说》创刊。
1913年，进步党“第一流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之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退出政坛
1917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
生病逝世
1923年春由于妻子癌症复发病逝，梁极为伤悼，此后尿中开始带血。因不愿增
梁启超（1899年）(2张)
家人之累，秘不告人。到1926年1月，怀疑自己得的是癌症，才同意到德国医院检查。经名医克礼诊察后，发现是尿血症，但始终找不出病原所在。此时的梁启超还未意识到病情的严重，对病情还比较乐观。他在2月9日给长女令娴的信中说：“其实我这病一点苦痛也没有，精神气体一切如常，只要小便时闭着眼睛不看，便什么事都没有，我觉得殊无理会之必要。”
1926年初他发现尿中有血，到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诊断出一个肾病变.协和医院的大夫检查了好几天，最后判定是右肾生瘤，于是在3月16日动手术将右肾全部割去。但割去右肾后，尿血仍未能完全停止，协和医生只能做消极性防治，不能做积极治疗。后发现由于实习医生之误，为误将健康右肾切除。经名中医唐天如医治，渐康复。
1927年由于恩师康有为去世，爱徒范静生去世，王国维投湖等大悲之事，梁启超遭受严重打击，11月12日他已不能伏案工作了。由于他知名度高，当时主要报纸《申报》对他的病情给予了高度关注。1929.01.18《申报》快讯《北平》第7版云：梁启超今日病状弥笃，医生诊断为重病，殆无生望云，（十七日）梁启超病势埀危。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第二日《申报》第4版刊载《梁启超昨在平病故》一文：北平 梁启超今午后二时病故于协和医院，年五十六，遗骸运广惠寺。梁启超病逝后，京沪之间悼念他的人很多。[5]
2主要成就编辑
赋税思想
梁启超塑像(15张)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我国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名宣传鼓动家。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学术贡献
1918年与张君劢至欧洲游历，各处讲学。一生于目录学贡献卓越，代表著作有《西学书目表》在分类、著录上有创新，类分学、政、教，实有“西学”、“政学”两类，这个分类体系，突破了被订为“永制”的四部分类体系，为近代西方图书分类法的输入和我国新分类法的产生开辟了道路。该目著录西学书籍400种，西政书籍168种，1896年成书。其他目录学著作有《西书提要》、《东籍
月旦》、《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读书分月课程》、《东原著书纂校书目考》、《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佛经目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汉书艺文志渚子略考释》等10余种。为学无所不窥，对图书馆学有独到见识。他认为应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以现代西方的图书馆学理论施之于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改造，即是目录学的科学化。积极倡导图书馆事业，1922年，发起建立“松坡图书馆”，出任馆长。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任董事部部长，并发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提出了他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方向的见解。后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馆长。欲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相当于中国图书古今总志，“作古今典册总汇之簿录”，惜未完成而逝。其藏书颇丰，“海棠书屋”、“饮冰室”有书44470余册，2830余种，还有未刊稿本、私人信札、笔记等。梁廷灿等人编有《饮冰室藏书目初编》，著录古籍13000余种。1929年全部移交给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特辟“梁启超纪念室”以志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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