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得里克·J·特纳(Frederick. J. Turner, 1861-1932)，生于美国威斯康星的波特奇(Portage)。该村庄位于福克斯河和威斯康星河之间，曾是古老的皮货贸易商道的必经之地。威斯康星的真正开发始于19世纪30年代，1840年时该领地也只有三万来人，到1860年恰好走过一个世代。事实上，连“威斯康星”(Wisconsin)这一名称的拼法，也是在1845年才由该领地立法机关加以统一的，在此之前它曾有过好几种拼法：Meskousing、Miskonsing、Quisconsin、Wisconsan，等等。由此可知，特纳出世之时，这个地方只不过刚刚走出了“拓荒时代”，甚至还没有完全走出这个时代。正如一位历史家所描述的，此时的波特奇“宛如一个边疆村庄，照管着一片拓荒者仍然与印第安人群杂居的地区”。这种背景和环境，对特纳以后的学术生涯，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特纳的大学生活，是在威斯康星大学度过的。1887年，他在这所大学获硕士学位。之后，他转到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博士学位，受教于赫伯特 · B · 亚当斯。1890年，当他拿到博士学位后仍返回他的母校威斯康星大学，在那里从事边疆史学的教学和研究，直至1910年。其后，在很长一个时期内（1910－1924年），他应聘执教于哈佛。特纳的研究工作，不仅受到他的生活环境的影响，还受到他的历史观的支配。1891年，特纳在他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历史的意义》中声称：“每个时代都要根据当时最主要的条件重新撰写过去的历史。”1893年他写出了著名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并于同年7月12日在芝加哥举行的美国历史协会会议上宣读。 从美国史学发展的角度看，特纳“边疆假说”的提出，需要有很大的“反潮流”的勇气，因为当时在美国史坛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制度史学派”。这个学派以所谓欧洲“生源论”(germ theory)来解释美国制度和文化的起源，以为美国早期的历史只不过是这种“生源”在美洲环境中的发展而已，而对美国史中的美洲因素和特点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与之相反，特纳却认为，“只有把视线从大西洋沿岸转向大西部，才能真正理解美国的历史，并郑重地提出了“把边疆作为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一个领域来认真研究”的任务。他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就是为实现这一任务而作出的重大努力。
特纳的“边疆假说”，在一些学者中间一直争论不休，常常被指责为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这当然是不无根据的，美国的民主“来自美国的森林”，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依据。但实际上特纳并不完全否认美国制度和文化中的欧洲根源，因为他说过“边疆”的不断地向西推进，只有“意味着逐渐离开欧洲的影响”，而不是根本否认这种影响。他认为，以前研究美国制度史的学者们“过分注意”了寻找日耳曼根源的问题，而对美国本身的因素注意得“十分不够”。他说，虽然欧洲生活方式已经“打进这个大陆”，但美国也“改变和发展了”这种生活方式，并反过来给欧洲以影响。与此同时，特纳也不认为美国的制度和文化完全是由西部产生的，因为他在提出“边疆假说”时就给自己的论点加了两个很重要的限定词：一是“直到现在为止”(up to our own day)，即在时间上是指1893年以前的美国史；二是说“在很大程度上”(in a large degree)，而不包括全部的美国史，从而给自己留下回旋的余地。如果仔细读一下他的有关论述，特别是他的那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就不难发现他也曾企图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至少在主观上是如此。例如，在谈及“各类不同的边疆及其推进的方式”对东部和旧世界的影响时，他列举了如下几点他认为“比较重大”的影响：（1）“促进了美国人民的一种混合民族性的形成”；（2）“减少了我们对英国的依赖”；（3）“民族主义的兴起和美国政治制度的演变”；（4）“从边疆生活的条件中出现了极其重要的思想”。特纳在这里先后使用了“促进了”和“减少了”两词，显然都是为了避免把这些影响绝对化，特纳的“边疆假说”中的这种矛盾现象，反映了这一“假说”的不成熟性。 应该说，不管对特纳的“边疆假说”的看法如何分歧，但在这个假说中却包含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主题，这就是西部的拓殖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关于这一主题，特纳曾用“西部问题只不过是美国发展的问题”一语给予高度概括。并在提出“边疆假说”的那篇著名论文中，就及时予以点明，开宗明义地提出这一假说就是为了“说明美国的发展”。
笔者认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这一主题都是可以成立的：首先，从时间的延续上看，移民向西部的推进前后持续了一百多年，这个时期从18世纪末开始到19世纪末为止，正是美国历史上的所谓“成年时期”，是美国近代史中最重要的时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19世纪的美国史大半都是在“西进”的影响下度过的；第二，从空间的扩张上看，向西部的推进涉及到从阿利根尼山脉到太平洋沿岸的整个地域，其面积相当于美国最初13州的7．5倍；即使以密西西比河为界计，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全部领土，也超过了1783年建国时美国领土的2．6倍。美国人在这样广阔的领土上展开的历史性活动，对任何一个对美国史感兴趣的人来说，当然是绝对不应当被忽视的；第三，从行政区划上看，在美国向西推进的过程中，先后创建了31个新州（不包括佛罗里达），如果加上佛罗里达则是32个新州。由于在原13州的版图内后来又分化出3个新州（缅因、佛蒙特和西弗吉尼亚），西部新建的州数正好等于东部州数的两倍。因此，可以说，不了解这些新州的形成的过程，就不能了解今日美国及其发展的历史；第四，从经济发展上来看，由于移民以其罕见的规模和速度在西部展开的开发活动，迅速地带动了与之相关 的各行各业的发展，成为美国在经济上由商业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转变、并最终实现工业化的强大动力。甚至在美国政府宣布“边疆”结束之后多少年内，这种作用在美国历史的发展中仍然依稀可见。在上述诸端之中，最基本的当然还是那个大规模的移民运动，领土的扩张可看作是这个运动在地理方面的结果，新州的组建则可看作是这个运动在社会方面的结果，而经济上的发展便是它们的综合体现。总之，西部的拓殖在美国的历史上产生了无可估量的作用，我想它也是“边疆问题”在美国史研究中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尽管特纳“边疆学派”衰落了，确定这一主题应是特纳假说中合理的内核。 不过，特纳所提出的这一主题还有另一层意义。从近代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各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和特点就是，在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一些大国）中都有一个从沿海到内地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一般来说是与由商业资本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变联系在一起的。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历史现象，是因为近代资本主义是从商业资本主义逐步成长起来的，而商业资本主义一般来说又首先兴起于沿海及河口地带。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又主要有两个：第一，在商业资本主义时代，以及在此之前的一切时代，社会的分工主要是建立在自然分工的基础上的，因此民族之间的分工往往比国内的分工更为发达，对外贸易（特别是海上贸易）在经济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第二，由于“水道开拓了比陆路开拓的广大得多的市场，所以从来各种产业的分工、改良都自然而然地开始于沿海沿河口一带。这种改良往往经过许久以后才慢慢普及到内地。”
所有这些情况和趋势，我们都可以从意大利、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的历史中找到，美国只不过是又一个更突出的例子而已。因此，特纳所提出的主题，从世界史研究的角度看，也是值得重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