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纳的“边疆假说”虽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主题，但他的方法未能有效回答这一问题，反而被其理论中的“地理决定论”所影响，尽管他自认为不是极端环境论者。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特纳是如何陷入这种理论困境的。他提出了两个基本范畴，即“边疆”和“地域”，试图以此解释美国的发展。边疆概念在特纳的理论中被赋予了多样的解读，有时被视为自然地理学，有时是经济地理学，甚至人文地理学的结合。这种模糊不清的界定使得他在讨论边疆时，时常陷入地理决定论的论调，忽视了其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内涵。
与边疆不同，特纳对“地域”概念的解释相对单一，主要用于解释历史和社会现象。例如，他认为西部是人们逃离旧阶级统治的避难所，政党矛盾反映了地域间的利益冲突，联邦与州权的矛盾源于不同规模的地域，而内战则被视为地域竞争的极端体现。他强调地域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实质上是将地域视为决定性力量，这正是地理决定论的体现。
尽管特纳否认自己是环境决定论者，但他的理论逻辑中蕴含着地理决定论的哲学。他认为“边疆”和“地域”是美国历史的基础，且边疆是动态的地域，地域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历史进程。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物质利益、血统、理想和精神等非地理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他否认地理决定论的同时，揭示出他理论中的多元论矛盾。
总的来说，特纳的“边疆假说”虽然试图用地理范畴来解释美国历史，但其理论中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地理决定论的困境，反映出理论构建时对多元因素的忽视。
扩展资料
边疆假说，英文Frontier Thesis，1893年由弗雷得里克·J·特纳(Frederick. J. Turner, 1861-1932)在《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一文中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