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试图在小说中表达近似于鲁迅小说“批判国民性”的启蒙主题。但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不是一种道德批判,而是在伦理层面中的人性批判。对于《一九八六年》中的疯子而言,他的生命体验是以“疯癫”的形式展开的,这种“疯癫”既是疯子的现实存在状况,也是他独立于周围群众的标志。
当疯子以自残的方式将历史展现在群众面前时(即对历史施加暴力刑罚时),一种启蒙主义的布道场景已横亘在面前:疯子其实是一个启蒙者的隐喻,他以自身肉体的毁灭为代价,展示着用暴力颠覆“文革”历史的启蒙仪式,而围观群众的兴高采烈,又昭示了一个蒙昧群体的存在。
扩展资料
《一九八六年》已然具备“五四”文学批判国民性的启蒙主题:当疯子以启蒙者的形象出现时,以自残为表征的启蒙仪式却遭到了一群疯人的耻笑。群众自身“疯癫”形式的表现,既是对于启蒙者的不理解,也是愚昧的国民性表征。
因此,《一九八六年》在对人物存在状况的考究中,表明了余华关注启蒙问题的视域转换:不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而是依据个体的生命体验,在生存论的维度重审历史的合理性。这一启蒙叙事正是先锋作家重视生命个体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