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泉州港已出现了赶上广州港的势头，官方文献中往往"泉、广"并列，如《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绍兴三十二年（1162）泉、广两市舶司舶税净收入增至二面万缗"。又如《宋会要辑稿》载："（嘉定）十五年（1222）十月十一日臣僚言："国家置舶司于泉、广，招徕岛夷。。。。。，"可见到了南宋末年，泉州港已与广州港并驾齐驱了。
到了元代，由于主、客观具备有利条件，泉州港曾一度超过广州港，被称为"世界东方第一大港"。元代是泉州港的繁荣极盛时期。
促使泉州港进入繁荣极盛的主观有处条件，是外销商品生产的繁盛和造船业的发展。
宋代泉州生产的丝绸和布匹，已织染成各种花纹的颜色。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中记载泉州出口的纺织品，更有木绵布、印花布、五色布、红绢、花色绢、青缎、龙缎、五色缎和诸色绫罗等等，很受外国人的欢迎。元代来泉州的摩洛哥旅家伊本。白图泰，在其游记中更有"刺桐城出产的绸缎，较汉沙（杭州）及汗八里（北京）二城所产者为优"的记载。这就证明元代泉州的丝织品确是誉满中外。
元代泉州的瓷器生产发达，中外史籍多有记载，如晋江的《安平志》写道："白瓷出德化，元时上供"。元代来华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记述他在1292（元世祖至元二下九年），经泉州回国时的见闻写道："此城（指泉州）之中瓷市甚多，物搦齐亚钱（威尼斯银币）一杖，不难购妈八盘"。晋江的磁灶、德化的屈斗宫和盖德等窑址出土的标本，在印尼、菲律宾、日本等国，也出土许多同类型的标来；其中军持更是专为外销而生产的。
元代泉州外销商品中茶叶、铜铁器、盐、糖等，《岛夷志略》在记载与各国贸易品中，都分别写明品名，其中写明铜铁器更达八十多个国家或地区。元代泉州的铸造业很发达，现存泉州开元寺藏经阁的晋江布金院铜钟，重三千多斤，是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在泉州铸造的。元王朝为防止铜铁器外流而屡下禁令。《元史。食货志》载：至元三十年（1293）又有"凡金银铜铁男女，并不许私贩入蕃"的规定。
元代泉州造船业又有新的发展，所造海舶更为中外海商所乐用。摩洛哥的伊本。白图泰游记中记载，印度和中国间的交通，都用中国船。大船有四层，设备齐全，可载一千人，正是由于泉州造船业很发达，元朝多次指令泉州制造海船。如至元十六年（1279）二月，朝廷"敕扬州、湖南、赣州、泉州四省，造战船六百艘"。至元十九年九月，"敕平滦。。。。。。扬州、隆兴、泉州，共造大小船三千艘"，事载《元史。世祖纪》。
元代泉州港繁荣极盛的客观有利条件，主要有以下三个因素：
一是在宋、元改朝换代的过程中，地方的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促使外销商品的生产，更出现了新的高潮；
二是元王朝继承宋制实行开放对外贸易，除继续在泉州市面上舶司，规定民间商人可发舶海外，自行交易。回航后依例抽解，细货十征之一，粗货十五征一。据《元史。食货电。市舶》载：至元二十一年元王朝施行"官船官本商贩之法"，实行"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以律，官取取其，所易人得其三"。这种官商合办外贸政策的施行，更有利于促进泉州的繁盛；
三是元王朝重用蒲寿庚，以招徕外商来华贸易。至元十五年八月，元王朝通过蒲寿庚向外宣布：各国海商如能来华，"联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蒲寿庚是大海商，又是宋末元初泉州市舶司的掌权者，在各国海商中很有威望，因而能招诱更多海商来泉州贸易。元初最先来华互市的是占城和马八儿屿（在今印度东南部潘班岛）两国，随后海外其他国家接踵而至。
元代江西南昌人汪大渊，曾两次从泉州附舶到国外考察，他在所著《岛夷志略》记述与泉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比宋代《诸蕃志》所载的多了四十几个，汪大渊所记的都是"事非亲见不书"的。如早在唐代就与泉州有贸易往来的日本和高丽（朝鲜），《岛夷志略》就没有记述。因此书中所记的是完全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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