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文艺思想的异同

如题所述

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文艺理论的思考
——论两者观点的异同与联系

西方文艺理论的源头是古希腊。古希腊文艺理论发源于公元前6世纪,极盛于公元前5-4世纪的伯利克里时代,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在这个时代,西方文艺思想、美学思想是沿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条不同的路线发展起来的。因此,要真正掌握西方文艺理论发展的脉络就必须了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基于这样一种动机,本文试图将二者关于文艺理论作一概要的解说。

一、柏拉图的文艺思想观及其“理想国
在艺术思想观上,柏拉图否认戏剧、诗等摹仿的艺术具有健康、积极的社会功能。他认为,艺术要诉诸于感情,而感情又是人格中最卑下、最不理性的部分,会使人误入岐途,乃至亡国。柏拉图突出文学的社会教育效果,他认为“诗歌再美,如果不符合对青年和成年人的教育要求,也要被删掉、被禁止”。柏拉图的艺术思想归根于他的政治观点,他构思了一个完美的社会——“理想国”。柏拉图的“理想国”认为社会是完全受理性控制,其统治者和成员都必须是受过良好教育、头脑清醒、没有感情、受理性控制的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很好地保卫和建设他们的国家。
柏拉图很重视“理想国”的人民的教育问题。在谈到教育时,他特别提到艺术的教育问题,因为艺术具有不可估量的感染力和引导作用。考虑到他在理想国中的政治目的,他否认艺术教育的积极作用,否认戏剧、诗歌能教给人们真理。在柏拉图看来,理想国的保卫者都应该是“冷静理智、英勇顽强、正直善良、安份守己而又善于节制自己”的人。而在荷马史诗中,神和英雄们的道德品质往往都降格了,如阿基力斯被刻划得既贪婪又自负,还凶残。所有这些,他认为“这类故事对听众也有害处”,“象这样的英雄也做过同样的坏事”,“我们必须禁止这类故事,免得年轻人听到容易做坏事”。
在戏剧作品上,柏拉图认为戏剧只能给观众带来邪恶的心理影响。他认为悲剧和喜剧是因为它们会唤起观众的恐惧和怜悯等感情,而这些感情对于理想国的保卫者来说是不合适的,应该剔除。

二、亚里士多德的艺术理论观点及其作用
亚里士多德肯定艺术摹仿的作用,并且把艺术模仿与快感联系起来。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看到现实世界的事物在艺术作品中的反映和体现后,会感到偷悦,即使在作品中看到一些平时在现实生活中害怕并极力回避的事物,如凶残的动物、尸体等,仍然会有愉悦感,因为艺术形象是被美化和理想化了的现实,它使人愿意也喜欢面对。亚里士多德从戏剧的功能说中再一次证明戏剧是“人的行动的摹仿”。亚里士多德认为戏剧的积极功能在社会中能起作用是出于人们爱美的天性,因为艺术作品既能使人感到愉快,又能让人学到知识,所以,和柏拉图不一样,亚里士多德觉得艺术有许多积极的社会功能。
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能使城邦和公民获得幸福,无疑是艺术的最大的效用。他认为艺术有三个作用: 1. 亚里士多德认为文艺具有“教育”功能。柏拉图认为,艺术是对非真实体的认识,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是对“第一实体”的认识,艺术是源于经验,有高于经验,是比经验更接近科学。 2. 文艺具有“净化”作用。他认为德性就是中间性,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 3. 文艺能提供“精神享受”。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对于模拟的作品总感到愉快。文艺作品的净化作用能使人的情绪保持适度,这不但能培养善良的道德品质,而且能产生轻松舒畅的快感。
在戏剧方面,亚里士多德以悲剧为例,认为悲剧唤起的恐惧和怜悯能净化观众心里的恐惧和怜悯,因此是健康无害的、积极的,以此来反驳柏拉图的文艺消极观。为此亚里士多德专门提出了“卡塔西斯”说,突出文艺的陶冶、净化作用。为了避免戏剧的负面效果,亚里士多德对戏剧的情节安排提出了特别的要求,悲剧“完美的布局应是单一的布局”——有缺点或犯错误的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

三.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文艺观之比较
柏拉图的著作是采用的是对话体,生动活泼,文艺观包裹在其他思想中,他的文艺观的哲学基础是“理式”,认为美是对美的理式的分有。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采用的是严密的论述体,思维结果和思维过程同时呈现,文艺观则总从其他思想中独立出来,他的文艺观的哲学基础是“实体”,认为“美要靠体积与安排”。
柏拉图的摹仿说认为,文艺摹仿象照镜子,只得到影像,不能给人以知识和真理,文艺摹仿是为了迎合的人性中卑劣的、非理性的部分情感、欲望,如哀怜癖和诙谐的欲念。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把文艺和历史相比较,认为文艺摹仿按照或然率和必然率发生的事情,文艺摹仿是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的摹仿的本能,能净化或陶冶人的情感。
在文艺功用上,柏拉图轻视技艺而重视文艺的现实效用而蔑视文艺的审美快感,亚里士多重视文艺的审美快感,同时也不忽视文艺的现实效用,对各种文艺体裁的技艺详加探讨,闭口不提灵感。在文艺摹仿方式上柏拉图赞成间接叙述和反对戏剧体的直接叙述,亚里斯多德认为直接叙述的方式优于间接叙述的方式,并明确肯定纯属直接接叙述的戏剧类。

四、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文艺观之联系与继承
谙知西方文艺理论的人都知道,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高足弟子。然而,他并不以继承师说而闻名于世,相反,却以批判师说在西方学术史上与柏拉图齐名。“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里士多德的这一名言流传千古。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在许多文艺理论上持有不同看法,这也促成了古希腊文艺思想的繁荣。在文艺功用论上,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注重社会效用的观点。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柏拉图着眼于是否有利于继持奴隶主贵族派的政治统治;而亚里士多德则偏重于是否有助于促进城邦公民的德性完善,实现其“共和政治”的社会理想。亚里士多德批判了柏拉图贬斥审美快感的看法。柏拉图把快感统统看作“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认为“逢迎快感”就是“催残理性”。亚里士多德却把审美快感与“幸福”这种有益于城邦的最大效用,与“至善”这种人生所追求的最终目的联系起来。

总之,柏拉图出于自己神学观念和政治观点的需要,为自己的理想国理想需要,否认了文艺特别是戏剧、诗歌等艺术形式的积极作用,甚至抹杀其社会需求。亚里士多德基于文学审美和艺术发展的需要,对柏拉图的观念提出反驳,认为文学具有积极地社会功能,即有净化、陶冶民众心灵的作用。他们两人的关于文艺的社会功能的理论对当代文艺理论以及文学创作发展和文艺鉴赏、审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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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6-12-01
1、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而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柏拉图信奉唯心论,而亚里士多德比较信奉唯物论,但他遇到解决不了的事,常把老师的唯心论摆出来,在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摇摆。如果说谁更深刻,那就需要了解他们之间观念的区别

  2、柏拉图在对诗歌来源的认识上明显受到自己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的影响,基于认识只是对理念世界的回忆性的理解的观点,柏拉图认为诗人之所以能够写出来诗歌,是在诗人沉浸到一种痴狂的境界(也就是后来尼采所说的“酒神”境界和“日神”境界)中,[1]受到了神灵的启示,然后把这种神灵的思想通过世俗的语言表述出来,公之于众,这便成了诗歌。诗人在没有神灵指引与启示的情况下,只是一个浑浑噩噩的个体,没有自己的能动性和自主精神;而一旦受到了神灵的启示,又变成了一个类似于“传声筒”的个体存在,他们表述的并不是自己的思想,而是处于癫狂状态下神灵对他们的指引。

  于是,在柏拉图的思想下,诗人也便成了一个没有明确思想认知,而只需要去追求那种被神灵思想指引的精神境界中即可。诗歌也不再是诗人通过语言表述自己内心情感的一种艺术方式和行为了,而只是一种被动的接受与复制。受此影响,很多诗人也陷入了这样一种困境之中:没有把神灵的点拨变成求知的愿望,也没有把迷狂中的灵感化为自我完善的动力。

  不得不说,柏拉图把自己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引入对诗歌的定义,对诗歌的发展和诗人的学习和求知有一定程度的阻碍作用,让当时和后来的很多诗人走了不少的弯路。根本上说起来,还是在于柏拉图对世界的本源的认识是基于客观唯心主义的,把很多未知的或者难以定论的东西归结为“理念”的指引,这对诗歌艺术的发展是很不利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柏拉图的这种观点带来的一些积极的影响。柏拉图所认为的那种“痴狂”的境界,也被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了是追求艺术的过程中所不可或缺的一种境界。在“痴狂”的境界中,艺术家们的确有可能创造出表现自己最高水平的艺术作品。
  3、在对诗歌来源的认知方面,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与柏拉图“诗兴外来”截然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诗歌的起源不在于神,而是在于人。对于诗歌的艺术的起源,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著名的“模仿”说,他认为人的天性里面存在着模仿的本能,并且能从这种模仿的本能中得到快感。[2]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在诗歌的起源于发展中,人绝不是无为的,而是以一种积极能动的态度去参与的。譬如最初的诗歌,可能就是一群扛着大木的原始人,他们在抗大木的过程中,听到了一群鸟非常有节奏的鸣叫,于是他们好奇地也学着这群鸟的鸣叫发出“呦嗬呦嗬”的声音,并且他们从这种声音符号中得到了一种宣泄与放松,这种快感促使着人们去学习,去模仿更多的声音,然后随着社会,随着语言文字的不断发展,慢慢演化成了现在的诗歌。由此,亚里士多德坚持人在诗歌创作中的主动地位。他认为诗歌是表达人的内心的艺术途径,而不是单纯作为“神灵意志的传声筒”。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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