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937-978），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峰莲居士等。五代十国时期南唐中主李璟的第六个儿子、南唐的第三位国君，亦是南唐最后一个皇帝，世称李后主。李煜作为一个南唐小皇帝，在政治上是个懦弱无能的、平庸的、不合格的国君，特别是国难当头之日，既不求振作，又无力匡正国事，终为亡国之君。他的从政，是不被后人所肯定的。但是，说到词，五代的词在词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过渡作用，我们又不能不提到素有“绝代才人，薄命君王”之称的南唐后主李煜。他凭着超人的才华和独有的真性真情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具有永恒魅力的词作，开拓了词的境界，创造了宋词之前的第一个艺术高峰。其词具有长传不衰的艺术魅力，至今读来，仍深深地感染着我们，其词的美深深地震撼着我们的心灵。
李煜天资聪颖好学，“精究六艺，旁综百氏”，文章诗词样样通，还通晓音律，“精别雅郑，工书善画”，尤精鉴赏，可以说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文学艺术家。他的词随着他的实际环境、生活方式、思想感情的转变，而相应地体现出不同的风貌。其词大体以南唐灭亡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词以描写宫廷逸乐生活为主，风情绮丽、清靡婉转。后期词则多追忆往事、伤怀故国，风格沉郁苍凉。语言自然精练，境界开阔，词风疏朗，与晚唐以来的香艳词风颇见异趣。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丰富了词的艺术手段，在词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以下则侧重从李煜后期之作来论述其词之美。
李煜不是一个政治家。《玉琴斋词序》云：“李重光风流才子，误作人主，至有入宋牵机之恨。”正因为李煜耽于诗书音画，又纵情声色，疏于治国，尽管他想方设法与宋朝结欢修贡，在国内也曾减赋息役，以裕民力。但终究未能逃脱阶下囚的命运。于九七五年被宋所灭，李煜肉袒出降。在九七六年又不得不白衣纱帽待罪于明德楼下，被封为违命侯。李煜在汴京过了两年多的俘虏生活，被俘后，精神方面所受的痛苦与侮辱，自不待言。宋史说：“太平兴国二年，煜自言其贫”，他又与金陵故宫人书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避暑漫抄》）。在这些话里，可以想像他处境的凄苦。但是他的心并没有死，发之于词，表现出家国之痛和伤今忆昔之情，这在宋朝统治者的眼里，觉得是一种叛逆。因此就遭了宋太宗的毒手。他后期的生活环境，较之前期的宫廷生活是完全不同的。从一个享乐的空气里堕入于一个求生不得的境界。他这时才对政治、对人生有深一层的体会与领悟，而感到往日生活的舒适，精神的自由，故国江山的可爱，和过去种种错误的追悔了。一切成了空，一切趋于毁灭，在这种沉痛而又是绝望的情感中，产生出来的作品，自然形成感伤低沉的情调。
就艺术特色来看，李煜后期的词在表达自己的深情巨痛时，采取了直抒胸臆的手法。“梦里不知身是客，一饷贪欢”、“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都是他成为囚徒之后 ，触景生情，尽情倾泻自己昔日生活的逝去和国破家亡之感的表现，情真而思深。他的抒情，是善于概括，富于暗示，感染力强，造境生动，对于周围事物具有特殊的敏感，因而构成一种特有的风格。一方面由于他的文艺修养的深厚，同时由于他亡国以后对苦痛生活的深刻体验，形成了他这种卓越的抒情艺术。
其次，他善于抓住事物的特征，利用极其贴切的比喻，使非常抽象的“离愁”之类的感情形象化、具体化，如“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句，用“一江春水”来比喻愁之多，用春水来比喻愁之无限，形象而又生动。又如：“流水落花春去也”等都是。
再次，语言准确精炼，形象鲜明，优美自然，接近口语，有惊人的表现力，进一步摆脱了花间词人那种镂金刻翠的作风。最突出的是没有书袋气，到了后期，也没有了脂粉气。他善于用白描的手法抒写他的生活感受，就如上文提及的“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都构成了画笔不能到的意境，写出了他对苦痛生活的深刻感受，也创造出了那些人人懂得的通俗语言而同时又是千锤百炼的艺术语言。他后期的词已完全不同于温庭筠等人的雕章琢句，堆砌词藻，而有如出水芙蓉，使人格外感到清新明净。
李煜词的这些艺术成就，不仅决定于他个人不平常的遭遇和他在词创作上的努力。同时由于晚唐五代以来，一些词人在艺术上的不断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使他有可能在这基础上继续提高，这其间，西蜀韦庄早就在花间词派里独树一帜，而南唐的冯延巳，李璟更是直接引导他向这方面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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