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哲学对中国的会计准则供应具有重大影响。在必定程度上，它影响和决议了中国以政府为主导的会计准则供应形式，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会计准则制定程序，减少了中国会计准则供应的参加主体，并降低了他们的参加热心，影响了中国会计准则的内容并弱化了中国会计准则的执行力。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非正式制度是指一个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自发形成的、不依赖于人们主观意志的社会文化传统和行为规范，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等。显然，儒学属于非正式制度的范畴。从经济学意义上讲，供给是对需求的满足。当且仅当会计准则得到了实施，才真正满足了需求。所以，笔者认为，会计准则供给本身应包括两个阶段：一是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制定会计准则的阶段；二是从会计准则出台到适应会计准则的主体贯彻、实施准则阶段。在会计准则供给中，一方面，诸如会计准则供给模式的相关规定、会计准则本身的内容等属于正式制度的范畴。任何一项正式制度的制定、实施过程以及实施效果，都会受到相关非正式制度的制约、影响或推动。非正式制度为正式制度提供了产生、生存和成长的社会土壤。因此，会计准则的供给必然受到儒家哲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会计准则供给主要涉及到人的行为，而思想是行动的指南。在中国哲学史上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学对人们思想的影响自然是广泛和深远的，这种影响必然映射到人们的行为当中。因此，会计准则供给行为的许多方面都体现了儒学的影响。
纵观世界各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情况，会计准则一般有以下三种制定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的纯粹的民间制定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政府监督下的民间制定模式和以政府为主导的制定模式。中国选取了政府主导模式。各国对会计准则制定模式的选择，与各国的文化底蕴有密切关系。而中国人则乐于接受这种约束：从几千年前儒家文化已宣扬的上下等级观念开始，到绵延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直到今天的中央高度集权，人们已习惯于服从政府意愿。会计准则供给模式的选择属于正式制度范畴，儒学属于非正式制度范畴，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是否相容，对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至关重要，同时也是确保正式制度顺利执行的重要前提。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亲和力愈强，就愈易被遵守、实施。反之，就会造成正式制度的无效或执行不力。现在有不少学者建议我们改变当前的会计准则供给模式，仿效西方大多数国家，所以，我国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影响并决定了我国以政府为主导的会计准则供给模式，以保证我国会计准则的权威性和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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