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常人方法学在思维方式上的革命
常人方法学坚决反对传统社会学所持有的科学主义立场，力图从日常生活世界出发，用常人处理日常生活、人与人交往互动的方法，而不是使用有诸多预设的科学研究方法。认为社会学、科学研究也与日常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或者说日常活动是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甚至自然科学工作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常人方法学就使社会学放弃了作为客体对立面的主体地位，各种科学研究者的活动不再具有二元论思维方式中的那种主体地位，他不仅是一个在社会生活之中的观察者、反映者、辨析和评判者，一个构造者、整理者与实践者，更是一个在日常交往关系中的受动者，他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地接受来自研究对象的主动作用。这样，常人方法学究克服了科学主义。同时，由于他把研究者也纳入主体间性关系之中思考，因此是彻底经验主义的，常人方法学理论因此也就具有了反思性，克服了传统社会学理论想把社会当成一种经验世界来研究，但又站在经验世界之外，而不能真正理解行动者行动的意义这个矛盾。
二、 常人方法学的重要影响
1、常人方法学从彻底的经验一元论出发，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关于社会的全新图像。
2、具有新的思维方式的常人方法学，使社会学从神化走向人化。
三、 常人方法学的局限
1、常人方法学所研究的问题还比较狭窄。
2、常人方法学家之间虽然具有共同的理论基础，但其理论分支之间有时存在相互矛盾之处。
3、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常人方法学也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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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人方法学：着力于发现社会生活中隐含的、通常没有说出来的假设和共识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常常使用打破共识这种方式来解释共识的存在。
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跟自然主义的定性实地研究存在相当的差异。根源于现象学的哲学传统，这也是常人方法学者对人们报告其真实经历持怀疑态度的原因所在（Gubrium and Holstein , 1997）。舒茨（Alfred Schutz ,1967,1970）将现象学引人社会学，他认为真实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而不是外在的。人们不是以自然的方式来描述世界，而是以一种他们认为有意义的方式来描述世界。这样，现象学者认为怀特的街角帮是以他们的方式来描述他们的帮派生活的。但是，他们的报告不会告诉我们他们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这样就是有意义的。这样，研究者就不能够依赖于他们的研究对象的故事来准确地描绘社会真实。
传统的民族志学者认为应该投身于特定的文化，并报告线人的故事；而常人方法学的目的则是理解线人对世界的理解。这样，一些实地研究者就觉得需要一些技巧来解释人们是如何理解日常世界的。如：加芬克尔认为研究者可以通过打破常规来揭示人们想当然的规则。加芬克尔因他和他的学生一起做的一系列“破坏实验”而出名。所谓的“破坏实验”就是要打破常规（Heritage,1984）。比如，加芬克尔（1967）让他的学生做了一个“谈话澄清实验”他要求学生和熟人或者朋友进行一般的谈话，但是要求对方对每一个陈述都作出澄清。通过这种技巧，他们发现了那些被想当然的谈话要素。
下面是加芬克尔的学生所做的两个实验 ( 1967 : 42 ) ：
案例1：研究对象告诉实验者说他前天上班的时候车胎没气了。
研究对象：我的车胎没气了！
实验者：你的车胎没气了？什么意思？
她立即显得很惊讶。然后气呼呼地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车胎没气了就是车胎没气了！这就是我的意思。没有别的！真是个变态的问题！”
案例2：研究对象欢快地在挥手。
研究对象：怎么样？
实验者：你说的怎么样指的是什么？我的健康、财富、作业、思想状态还是我的其他什么？
研究对象：（脸红而且马上失去控制。）你看！刚才我是很友好的。坦白说，我并不是要诅咒你。
通过“悬括”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谈话中的期望，实验者就会发现平时互动的微妙之处。比如，虽然“怎样？”有很多可能的含义，但在互动中我们总是能够精确地知道其中的含义。常人方法学者并不是简单地对研究对象如何理解世界感兴趣在案例中，研究对象肯定会认为实验者相当无礼、愚蠢，或者傲慢。对话本身（不是线人）成为了常人方法学研究的对象。
总的来说，常人方法学的焦点是“互动”的潜在模式，正是这些模式规制着我们日常生活。
常人方法学者相信坚持自然主义分析的研究者会“失去分析常识世界及其文化的能力，因为他们所使用的分析工具和视角本身就是他们所要研究的世界或者文化的一部分”( Gubrium and Holstein,1997 : 43）。
就自然主义方法和常人方法学之间的差异，韦德（ Laurence Wieder ）给出了一个绝佳的例子（Gubrium and Holstein,1997）。在其研究（ 《语言和社会真实：罪犯密码的案例》，1988）中，韦德刚开始时使用的是民族志的方法：他走进监狱并与囚犯交朋友，进行参与观察。他认真地记录了舍友之间，以及囚犯和监管者之间的互动。他最初的目的是要描述罪犯的真实生活。韦德的观察使得他发现了“罪犯密码”，而他认为正是这些罪犯密码导致了罪犯针对监管者的异常行为。这些密码包括了一系列的规则，比如“不准亲屁股”、“不准告密”和“不要相信监管者”等。这些规则也是部分罪犯用来抵制监管者帮助他们实现从监狱向社区转变的工具。
韦德意识到这些密码不仅仅是对异常行为的揭示，更是“道德说教和正义的手段” ( Wieder , 1988:175）。在这一点，韦德从自然主义方法转向了常人方法学：自然主义实地研究者的目的是要理解参与者所理解的社会生活，而常人方法学者则试图找到达成理解的方法。在罪犯密码这个案例中，韦德意识到罪犯利用密码来理解他们之间的互动和他们与监管者之间的互动，民族志方法也就由此转向了常人方法学。比如，罪犯将会说：“你知道的，我不会告密的。”他用这句话来拒绝回答韦德的问题 (p.168）。对于韦德来说，密码“就像是中止或者改变谈论话题的工具” (p.175）。甚至监管者也会利用密码来为他们不愿意帮助罪犯做辩护。虽然密码约束着行为，但也是控制互动的一种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