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军队没有有素合理的训练；
2.财政经济衰退，国库空虚；
3.后金在汉奸那里获得“红夷炮”。
明朝的军力主要体现在车阵上，车阵中除了炮兵,还有步兵和骑兵的配合,如此才能在野战中发挥功效，相互保护,相互协同,但没有有素的训练,只靠“火器齐射”注定要惨败。
后金骑兵一般分为两队，一队为死兵，穿上重甲在前突击，基本上是招打，所以称为“死兵”。后队为轻骑兵，是作战的主力，冲锋的时候跟在死兵后面，拉开一段距离，当明朝火炮火枪放完第一次打在死兵身上以后，加速冲锋，在二次装药的时间差里冲到明军战阵里，如此可以破简单的火器部队。
在少量敌军来袭的时候，训练有素的明军可以用火箭、铳、骑兵交替使用保护炮车，可以节约弹药，而当判明敌军主力来袭时则可催动“佛朗机”密集发射，以大量杀伤敌军。
在“抗倭战争”以后，万历和文官集团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文官集团多是商贾子弟通过科举获得官位的，自然和商贾是联盟，所以大肆抵制万历的税收改革，誓死不加商业税收，导致国家财政收入极不正常，和当时的国民经济规模严重不符，其重心依然在农业而非工商业，而小冰河期的加剧又让旱灾、饥荒、流民、瘟疫肆虐，可怜的财政还要负担赈济灾民的重担，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后来万历干脆不搭理这些文官集团也可想而知，这种局面不加收商业税收是不可能解决的。
国家没有财力自然不能置办足够的军械，没有足够的军械，训练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明朝军队的战斗力锐减。到了萨尔浒之战的时候，明朝不仅军械不充足，训练不到位，甚至就连将帅都缺乏。萨尔浒的将帅组合刚好是明军20多年前在朝鲜唯一一次重大失利的组合，而当时明朝能找到经历过战事的将帅还就只有那么些了。
如果说“抗倭战争”时还留下一些装备的话，那么20多年以后，以当时的保养水平来说，那基本就是破烂了。打造新的装备不是不可以，但制造技术和工艺水平自然不如以前那些如火如荼的年月，质量也整体下降，数量也因为财政匮乏而严重不足。不过最致命的还是在训练上，在军械不足的情况下，训练基本就是空谈。
缺乏大量训练有素的士兵，缺乏精明强干的基层指挥人员，要将一个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战阵充分发挥出来那是天方夜潭。
从俞大猷“发明炮车”开始到戚继光“北镇练兵”集其大成，明朝军队的火器装备实现了不小的军事革命，让明军的战力有了飞跃的提升。
赵士祯在《神器谱舫虏车锐议》中写道:“一经用车用锐，虏人不得恃其勇敢，虏马不得态其驰聘，弓矢无所施其劲疾，刀甲无所用其坚利，是虏人长技尽为我所掩。我则因而出中国之长技以制之”。
若能集中当时有限的财力，将明朝精锐的装备水平恢复戚继光时代,而不用什么“红夷大炮”来咋呼，也不用修城墙搞“马其诺”防线，那明朝何至于对后金骑兵野战频频失利到那种地步？ 后来，关宁军引进“红夷炮”企图扭转局面，结果是犯了天大的错误，“红夷炮”是前装火炮，笨重且不说了，发射速度相当低下，要开第二跑起码要等两分钟。刘翔跑110米栏只用了12.88秒，还是从静止到冲刺的，而一匹冲刺的战马跑110米要快过刘翔很多，两分钟的时间足够跑上几公里了，所以若用“红夷炮”是根本提高不了对后金的野战能力的，开一炮就得回头开跑了。
另外，“红夷炮”是用来攻城的，用这种火炮对城墙进行轰击，可以在城墙下炸出洞来，反复轰击同一个地方，能让洞扩大，最终导致上部城墙塌陷下来，形成缺口，这可比后金军用手挖的土方作业强多了，而红夷炮的射程也很远，比“佛郎机”远，若用红夷炮去轰击密集的火炮战阵，那也是致命的，所以后金军获得“红夷炮”以后形势更加严峻。
“红夷炮”本身不适合野外作战对付骑兵，但若辅以“佛郎机”和火枪、骑兵进行交替保护，那将是当时世界上少有的强悍战阵，若再加上“白杆兵”这种长枪为主的兵种那对付骑兵只会更强。可惜有些白痴只知道以最耗费人力物力财力的方式，最蠢笨的战略去对付机动性很强的后金军，那是就狂修城堡，搞什么“凭坚城，用大炮”，这简直是白痴，其后果导致明军野战能力下降到了可悲的地步不说，最后连一座座城池也成了“马其诺”防线。
在有的白痴空耗了国家的财力以后，明朝在小冰河期最严酷的年月里再也没有挣扎的机会了，几个边镇连军粮筹集都困难，根本没有可能去造办什么军械，训练多少戚继光时代威镇蒙古的
结论：尽管明朝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前装炮铸造技术（“中空冷却合金铸造法”西方在1860年南北战争时才超越）；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后填装速射炮（鸦片战争的时其图纸被当作“秘密武器”献给林则徐）；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器战术战法；可是因为财政枯竭，训练和军械不能支撑，所以野战往往败给了有弓箭和骑兵为主的后金，而后金在汉奸那里获得“红夷炮”以后，形势更是急转直下，最后到了不可收拾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