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您认为判断一个僧人是否是“高僧”的标准是什么？中国现代、当代史中有哪些您仰慕的高僧？
济群法师：现代人，往往将“高僧”和“名僧”混为一谈。这个问题古已有之。早在南北朝时期，慧皎所著《高僧传》中，即对“高而不名 ”和“名而不高”作了区分。所以，我们不能仅凭名声来作出判断，就像社会上的很多名人，其道德素养未必能作为大众楷模。当然,也有很多既高又名，名至实归的大德。
我所理解的高僧，是依戒定慧三无漏学修行有成者。首先是持戒，具足清净无染的言行；其次是得定，拥有祥和寂静的心态；第三是具慧，拥有透视人生、超越生死的智慧。除了这些内在学养，还要有济世的悲心，平等关爱社会大众。所以说，是否高僧，主要取决于自身的生命品质，而非外在的身份、地位、名声。
在近现代，我所仰慕的高僧有许多，如太虚大师的博大胸怀、弘一律师的严谨作风、虚云老和尚的苦修精神，都是我深深景仰的。
《人物周刊》：具体地说，您认为一个出家人、特别是寺庙的方丈、高僧，他/她的主业应该是什么？他/她在社会生活当中应该扮演（担当）怎样的角色？
济群法师：作为一个出家人，主业就是内修和外弘。内修，即通过修行完成生命自身的觉醒和解脱；外弘，即帮助大众达到同样的目标。换言之，就是自觉觉他。如何才能抵达这一高尚的人生目标？首先要听闻佛法获得正确的人生观念，其次是以佛法观念重新认识人生，然后通过戒定慧的修行消除生命的迷惑与烦恼，从而完成生命的觉醒和解脱。作为出家人，我们不仅要关心自己，还要看到芸芸众生也深陷于迷惑和烦恼中。所以，要在自己自觉的基础上，发起帮助一切众生的愿望，并将之作为尽未来际的使命。
作为寺院的方丈、高僧，首先是一个出家人，自然也离不开内修和外弘两大任务。当然，应该比普通僧众做得更出色，因为他们还肩负着领众修行的责任。至于在社会上，则应担当精神导师的角色，起到化导社会、净化人心的作用。
清修还是旅游的发展之争
对少年济群来说，到了鼓山涌泉寺，他出家的心愿才真正机缘成熟。他从普雨老和尚正式剃度出家。当时的职责是在客堂当“照客”。这个差事，有点像宾馆的服务员，负责扫地、打开水、倒茶、洗茶杯，还管客房的钥匙，给客人开门。
鼓山涌泉寺是福州五大丛林之一，千百年来高僧辈出。“文革”期间，寺院被园林管理部门接收了，寺院中的和尚有的被遣送回家，有的被迫还俗，有的在批斗声中上吊自杀，有的被园林部门收编为职工，不准他们穿僧装，尼众必须重新蓄发。济群刚出家时，在涌泉寺看到的出家人几乎都是穿俗装。济群的剃度师父普雨老和尚，“文革”中被打为黑教头，守在寺院中，做邮差、挑粪、种地，每月政府发给他20元生活费，但老和尚一直坚守在鼓山，不论社会风浪多大都没有离开。1979年，在老和尚的努力下，涌泉寺率先落实了宗教政策，归还僧众管理，济群就是那时来鼓山剃度的。
济群出家几年后，他的父母也相继遁入空门。1980年，济群成为中国佛学院的第一批学生。
《人物周刊》：我注意到，苏州西园寺作为您的弘法基地，也是众多僧侣的清修之地，但同时又是一个著名的风景点，这中间如何平衡？
济群法师：现在各地政府都大力发展旅游，大环境如此。但西园戒幢律寺并没有特别在旅游方面下功夫，没有跟旅游部门“主动挂钩 ”（笑），所以游客不是很多，比很多名刹古寺差得远。这里的普仁大和尚发愿弘扬佛教文化，专门成立了佛学研究所，一方面是教育培养人才，一方面是弘法净化社会。西园寺的僧人不参与旅游服务，所有给游客提供方便的服务都由在家人承担。
济群法师：我对少林寺的情况并不了解，所以无法具体评价这件事。目前，确实存在鼓励寺院发展旅游经济的大环境。过去我们很重视寺院的清净，但是清净跟发展之间，有时也会有深层次的矛盾。以西园寺为例，这里游客不算多，每年收入如果维持僧人的生存和清修还是没问题的，但如果要建设发展，就需要资金来源。西园寺最近新盖了“三宝楼”，未来将成为大规模的教学和弘法场所，这个楼的基建成本就是几千万。钱从哪里来，就一定有困难。又想保持清净，又要保持发展，这中间确实有很多无奈。
但无论如何，如果放弃佛教之本，一味追逐利益，那肯定是“不如法”（违背佛教教义）的。
寺院，佛教也称为“道场”，是提供出家人清修的地方。对社会的外化功能主要有二：一是净化世间，普度众生。为社会提供正确的人生观念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帮助众生净化心灵，解决人生烦恼和困惑。二是承担相应的慈善事业。因为寺院的信誉度较高，可以牵头组织善行义举，这在传统寺院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你们一定在电影电视及文学作品中看过，古代的饥荒之年，寺院会出面散粥，并为一些贫苦的读书人提供帮助等等。目前，台湾教界在佛教慈善事业方面就做得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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