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9-05-05
雅典宪政制度的确立在当时的条件下确有积极意义,民主政治鼓励了雅典公民多方面的积极性。公民在战争的严重关头,以非凡的气概保卫了祖国;他们积极从事工商业活动,使雅典一时成为海上贸易的中心;他们积极参与文化活动,在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及自然科学方面都有许多极其重要的成就,使雅典在人类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它作为奴隶主的宪政制度,必然在很多方面存在局限性。
雅典“宪法”虽然赋予公民以参政、议政的平等权利,但实际上能够参加民众大会的只有18岁以上的男性公民,妇女和异邦人无权参加,至于占雅典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更不必说。再者,虽然参加公民大会可以得到一点津贴,但是要求农民不顾农时,放下农活,每隔10天左右就前往雅典城开一天会,实际上也不可能。据历史学家统计,在雅典全盛时期,参加公民会议的公民仅占全体公民的1/10.这个经常只有少数人参加的民众大会,行使的立法权也是有限的。公民在会议上虽然有权提出法案,但是如果经审判委员会判决与雅典基本法相抵触,不但法案违法,且提案人也要负法律责任受到重罚。在梭伦时代,雅典的公民权对新移入的外邦人是开放的,而到了伯里克利时代,公民权却恢复旧法,规定“其父母皆为雅典人者,始能为雅典人”,且法律具有追溯既往的效力,执行严格。可见,就雅典的民主制来说,虽然雅典公民范围内的民主权扩大了,却未能避免狭隘的城邦主义的思想束缚,雅典的公民权却愈来愈受严格的限制了。
尽管如此,雅典“民主政治”对于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发生、发展确实产生了巨大影响。“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后,希腊的城邦制度的社会基础受到严重破坏,雅典奴隶制的“民主政治”濒于破产。
第2个回答 2009-05-06
雅典民主政治的建立并不是一个突然的诞生,相反,它是一个漫长的、逐渐的过程。正如英国学者莫里斯所论证的那样,早在古风时代初期,随着平等原则的确立,民主政治业已萌芽。公元前683年,雅典城邦将其最高行政长官——首席执政官——的任期限为一年。公元前594年,梭伦的改革通过废除债务奴隶制,保障了雅典公民的人身自由,同时又规定,所有公民——包括最低等级的平民——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这两条措施实际上定义了公民权[⑦]。应该说,在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中,梭伦的改革迈出了最为关键的一步,因为公民权是所有民主政体最为根本的基础,也是将西方文明的政治经验同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经验区分开来的基本特征。而且,梭伦还建立了民主政治的一系列机构和制度,如400人议事会、陪审法庭、以及第三者起诉权制度。正因为如此,在古代希腊人看来,梭伦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建立者。亚里土多德在《政治学》中有关梭伦改革的论述不仅表明了他自己的观点,而且还反映了其他政治分析家的态度。他说:一些人认为梭伦是个优秀的立法者,因为他废除了极端的寡头政治,结束了人民受奴役的状态,建立起了传统的民主政治,使政体得到了恰到好处的调和……通过建立所有人都能参与的陪审法庭,他确实建立了民主政治……埃菲阿尔特斯和伯里克利削弱了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力,伯里克利开始实行陪审员津贴制,通过这样的方式,每一位平民领袖相继扩大了民主政治,使它发展到今天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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