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自己对近代史上的人与事的看法 (不能是伟人伟事.)1000字左右``

Question

很急很急啊``！！！ 不可以是"""伟人""""" :""""""伟事""""""" 这点很重要`!!!!
谢谢拉``

Answer 1

与其说辛亥革命是历史的必然，不如说是当时那个历史情境中，各方党派利益争斗妥协的结果。这其中包括立宪党、保保皇党、革命党、外国友人等各色各样的人物。他们你方唱罢我方登场，甚至同台献唱。他们的轨迹构成了辛亥革命乃至推翻清王朝整个事业的曲线图。。

　　这里，我们避开像孙中山、袁世凯等众所周知的重量级人物，特意挑选一些"小"人物看历史。这些"小人物"中有出出洋考察的大臣、温和的立宪改良派人士、满清皇室保皇党人、革命党人和革命党的日本友人以及政治党派的投机者。

　　这几个个性鲜明的"小"人物，在晚清那个历史节点的辛亥事业中，怀揣着各自的梦想，扮演着这样那样的角色。相较较那些重量级人物，他们可能分量稍轻，甚至被忽略。但他们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不容小觑。我们可以通过对他们的补遗和再提起，来大致勾勒出辛辛亥事业曲线图，也会隐约明白辛亥革命为何会发生以及有那样的结局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王 凯 刘继兴

　　1.戴鸿慈：中国第一位司法部长

　　在中国近代史上，戴鸿慈有两个身份异常引人注目：出洋考察五大臣之一、中国第一位司法部长(法部尚书)。这两个身份都与晚清的新政改革紧密相连，作为主张君主立宪的清末重臣，戴鸿慈的思想和言行对后来中国的变革和革命起了很大的影响，而这一切，都与1905年那次周游列国的经历息息相关。

　　戴鸿慈出生于广东南海一个书香之家，良好的家庭氛围使戴鸿慈从小勤奋好学。戴鸿慈于光绪二年(1876年)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二十年(1894年)翰林大考，名列一等。

　　清朝末年，君主立宪的呼声日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清政府为了挽救危局，特派大臣到国外考察政治，此即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五大臣出洋”。但这次考察并未成行，1905年9月24日，五大臣刚登上火车，便遭遇了一位革命党人的自杀式袭击。

　　这次袭击让五大臣中的徐世昌和绍英打了退堂鼓，10月26日，清廷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会同载泽、戴鸿慈、端方前往各国考察政治。

　　戴鸿慈与端方从上海出发，出访了美、英、法、德、俄、意大利等国。此间，戴鸿慈与西方政要做了极为广泛的接触，并着重考察了欧美诸国的议会制度，对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赞不绝口。对此他在日记中作了详细的记录和评述：“英国政治，立法操之议会，行政责之大臣，宪典掌之司法，君主裁成于上以总核之。其兴革诸政，大都由上下两议院议妥，而后经枢密院呈于君主签押施行。故一事之兴，必经众人之讨论，无虑耳目之不周。”

　　戴鸿慈等还参观了德国的法庭，他认为西方的司法制度和设施均井井有序，大可借鉴：“先观小法堂，上坐者五：中为正法官，次为陪法官二人，又次则书记官一人，政府所派检察官一人。旁一栏设有几，被告者坐之。面法官者，为辩护士(律师)位。其余四人，率司书记者也。廷丁(法警)往来传递案卷伺候观客，室前即听审栏，入观者随意，惟严整勿哗而已。”

　　戴鸿慈等人的考察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几乎每天都有参观项目。戴鸿慈处事极为认真，遇到不懂或感兴趣的问题一定问个明白，然后笔之于书。各国对于这支来自神秘东方的考察团也很重视，皇帝、国王、总统、大臣、部长等头面人物悉数出场，不少地方的欢迎仪式搞得非常隆重。

　　考察回国后，戴鸿慈与其他几位出洋大臣极其一致地向朝廷推荐了立宪政体。据说当慈禧问起立宪的好处时，端方的一句话让她吃了定心丸：“朝廷若能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随之，清廷下诏决定仿行宪政、改革官制，戴鸿慈被任命为首任法部尚书，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位专管司法行政事务的最高长官。

　　周游列国归来的戴鸿慈不仅带回几百册关于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典籍，还将沿途所见所闻写成《出使九国日记》12卷公开印行。1910年2月，戴鸿慈逝于协办大学士任上。戴氏去世不足两年，辛亥革命即爆发，他从海外引进的本为延长清廷统治的先进理念却成为革命的启蒙和火种，这种历史的错位恐怕连他本人也没有料到。

　　2.张謇：温和的立宪改良派

　　南通状元张謇亦官亦商又非官非商，既无大权，也非巨富，却有着极高的社会地位，为各方势力所延揽，被人们称为"绅商"。张謇的这种身份决定了他只能是一名温和的改良派，而非激进的革命者。

　　拥有状元头衔的张謇曾多次名落孙山，直到40多岁时才得到同治、光绪两朝帝师翁同龢提携而得中状元，被授以六品翰林院修撰之职，命运从此改变。

　　1896年，回籍守制的张謇受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委派创办南通大生纱厂，开始了他的人生传奇。大生纱厂属于股份制企业，虽有官股，但官府只拿红利，不参与具体的经营和管理。所以张謇不认为企业是"官商合办"，而是"绅领商办"。身为纱厂总理兼股东，张謇的私人股金不过区区2000两白银，在全部资金中占0.4%。他在大生厂的权威靠的不是金钱，而是他的状元头衔和人脉资源，他以士绅身份负责全权办厂。正因为此，张謇才成为中国近代工商业教父级的人物。

　　作为翁同龢的弟子，张謇无可争议地成为帝党成员，同时也是晚清著名的君主立宪运动领袖。他赞同和支持康、梁变法，主张温和的改良和循序渐进的变革，对革命有着一种天然的恐惧和排斥。他认为："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

　　1911年10月4日，张謇到武昌主持纱厂开机仪式。此时的武汉已经弥漫着革命的空气。

　　10月10日晚，张謇离开武汉，登上开往上海的日本商船"襄阳丸"。"襄阳丸"缓缓驶向下游，张謇在船上看见江边燃起了熊熊火焰。这正是武昌塘角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队士兵的起义信号，这天晚上8时左右，驻城外塘角的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队和驻城内紫阳湖旁的第八镇工程八营的党人几乎同时动作，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

　　武昌首义后，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各省纷纷独立，张謇的老朋友和熟人、江浙一带的立宪派人士程德全、汤寿潜等宣布脱离清政府，和平光复。在这种情况下，务实的张謇及时调整了自己的思路，决定放弃君主立宪，转向共和，从"和平光复"中另谋出路。

　　11月21日，张謇当选为江苏临时议会议长，此间，他致电刚刚被清廷重新启用的袁世凯，劝其认清形势，尽快与南方革命党人达成协议，以确定共和政体，稳定全国局势。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政府成立了，财政问题随即摆上了临时政府的案头。囊中羞涩的南京政府对张謇这位工商领袖非常重视，希望他能够出任财政总长。张謇当然知道其中的难处，力辞不就，最后实在推脱不过，便答应担任实业总长一职。

　　多年以后，张謇之孙张绪武翻看祖父日记，发现其中有一段记述了张謇与孙中山在革命后第一次会面的情形。张謇对孙中山有一个四字评价"不知崖畔"，其言外之意是说孙把一些事情想得过于简单和浪漫，以为一革命，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而实际的情况是，当时政令都不能出南京，军饷都发不出来"。

　　毋庸讳言，由于孙、张所处的角度和位置不同，两人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存在着明显差异。而张謇作为一名务实的工商人士，对孙中山身上一些理想主义色彩的东西也有看法，他更愿意和与其素有渊源的实力派人物袁世凯合作。故张謇很快便离开了南京政府，北上加入了袁氏阵营，从此开始了与北洋政权长达十余年的分分合合、恩恩怨怨。

　　3.良弼：清室最后的救命稻草

　　在集体堕落的晚清皇族中，良弼是一个鹤立鸡群式的人物，与那些整日提笼遛鸟、唱戏捧角儿的同僚相比，他是当时旗人中比较罕见的军事人才，也是清室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1912年1月29日，良弼遇刺身亡，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布退位诏书---此时距良弼之死，不足半月。

　　良弼祖上是努尔哈赤幼弟巴雅拉，祖父就是鸦片战争中与英国签订《中英南京条约》的大学士伊里布。良弼1877年生于成都，其父早丧，与母亲相依为命，是宗室中比较贫困的一类人。正是这段经历，使他与一般的八旗子弟截然不同。

　　1899年，良弼被朝廷选派赴日本留学，四年后，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二期毕业回国，先后在清政府练兵处、陆军部等部门任职，负责新军的训练、培训工作，参与了清末一系列振武图强的军事活动。

　　1908年年底，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死，年幼的溥仪继位，改元"宣统"，其父载沣为摄政王。载沣对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出卖光绪帝一事怀恨在心，上任后立刻解除袁的职务，将其逐出了北京。为了拱卫京师的安全，载沣下令编练一支新军劲旅作为禁卫军。载沣任命弟弟载涛为训练禁卫军大臣，良弼为第一协协统，载涛是个玩家，对军事更是一无所知，因此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良弼成了禁卫军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人。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被迫启用袁世凯主持对鄂军事。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同时宣称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并推翻清王朝，就推举其为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此时已有取清而代之的想法，但他对清廷里唯一的将才良弼始终放心不下。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后，他先让冯国璋代替载涛当了禁卫军首领，又明升暗降，任命良弼为军谘府军谘使兼镶白旗汉军副都统，解除了他的军权。

　　然而，宗室亲贵并不甘心将手中的权力拱手相让。1月12日，良弼与溥伟、载涛、铁良等贵族紧急商议对策，成立了"君主立宪维持会"，即俗称的"宗社党"，良弼成为事实上的党魁。19日，宗社党发表宣言，内容大致如下：一，罢黜袁世凯，解散袁氏内阁；二，组建"战时皇族内阁"，组织忠于清室的军队与革命军决战。

　　其实留学出身的良弼心里很明白，清廷如不进行体制内的改革，必然导致体制外的革命。基于这种认识，他极力宣扬君主立宪，在内部推行改革，推举和选拨一些年轻有为的人才。无奈良弼此举曲高和寡。而且，作为清廷中唯一的知兵之士和独撑危厦的干才，良弼也自然而然地成为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共同锁定的目标。1912年1月26日，一个毕业于四川武备学堂的小个子同盟会员彭家珍身藏炸弹，早早来到良弼宅前等候。

　　良弼身边的几名卫士毫无防备，倒地毙命，彭家珍本人也被一块从下马石弹回的弹片击中后脑，当场身亡，而良弼则被炸伤左腿，两天后不治而亡。死前良弼对妻子和女儿说："我本军人，死何足惜，吾见政府不可为，故组织宗社党以图挽救。今我死，清室亦亡，刺我者真知我者也。"

　　果然，良弼死后不久清廷即告覆亡，其后事草草，遗族皆无所恤，身后甚为凄凉。

　　一位学者曾经说过："一个异族统治的朝代覆亡，牺牲掉的，往往是这个民族极优秀的人。"从这个角度讲，大清最后的铁杆保皇党良弼算得上是一个末路英雄。

　　4.程正瀛vs熊秉坤：谁打响武昌首义第一枪？

　　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被后人称为"首义"，可又是谁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呢？关于这个问题历来有不同说法，主要集中在熊秉坤和程正瀛两人身上。

　　对于第一枪的记述，最早见于首先起事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八营正目(相当于今天的班长)熊秉坤的回忆。熊于辛亥首义后一年间，应湖北革命实录馆征集文献的要求，为该馆提供了四份书写认真、内容翔实的材料，还原了当年起事时的情景，这四份材料内容完全一致，主要内容大体如下：10月10日傍晚，预定起义的时间将到，工程营副目(相当于副班长)金兆龙与排长陶启胜发生争执，共进会成员、士兵程正瀛上前帮忙，用枪托猛击陶启胜头部。陶启胜见势不妙，夺门而逃，程举枪射击，击中陶启胜腰部，陶几天后死于家中，此即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第一枪"。随后程正瀛又开枪击毙了前来弹压的代理营长阮荣发、右队队官黄坤荣以及司务长张文涛等人，正在营区巡视的熊秉坤听到枪声，知道起义已经发动，马上集合队伍，对着天空连放三枪，宣布起义开始。

　　1918年，熊秉坤在上海撰写了《武昌起义谈》，其中更是明确无误地指出程正瀛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同棚程定国(即程正瀛)应声起，以枪托击陶头部血淋，陶释金逃，程继射一枪中陶腰部，此即首义第一声也。"

　　熊秉坤既然如此明确地肯定了程正瀛的第一枪地位，为什么后来又成了自己打响了第一枪呢？

　　原来，1914年熊秉坤出访日本时，孙中山曾向在场的人介绍说："这就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1919年，孙中山为某报撰写的国庆贺词开头便说："今日何日？此非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以一枪发难之日乎？"后来孙中山还在其他文章中写过"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之类的话。正是由于孙中山的肯定，才使得"熊一枪"声名远扬。

　　而且熊秉坤当年的回忆材料是应湖北革命实录馆之邀而写，后来也存于此处。但湖北革命实录馆只维持了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该馆被黎元洪关闭后，所有资料、文献原定上交北京，但后来因故未能成行，只好暂时保存于馆长谢石钦处。后来，谢石钦将这些珍贵的史料交给武汉文史馆，后又转给湖北博物馆和湖北省政协文史委。1980年代初，湖北人民出版社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之名将这些文献出版，"程一枪"之说才得以传世。

　　程正瀛是个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他出身于湖北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投身新军后加入了共进会，武昌起义后一举成名，被民国政府授予一等功。但他后来却投靠了北洋军阀，做过一些对不起革命党人的事情，1916年被革命党人抓获，沉江而死。

　　程正瀛死后，熊秉坤先后发表了多篇忆及辛亥首义的文字，将打响第一枪的人物从程正瀛转化为熊秉坤，他在《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中这样写道："熊行至本队笫三棚，闻第二排有吆吼声。熊知有变，即取枪在手，且装且行，遥见第二排排长陶启胜对面跑来，熊开枪对其射击，陶下楼逸去。"显然，熊秉坤此时的说法已与原来有了明显的不同。

　　对"熊一枪"和"程一枪"应有的历史地位问题，熊秉坤之子熊辉的态度非常客观，他在《从熊秉坤先生不谈第一枪谈起》一文中说："父亲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事发时的实际领导组织者，率工程营革命党人打响了第一枪。如单从时间上、狭义上说，他并没有打响这第一枪。"

　　5.宫崎滔天：革命党人的日本友人

　　宫崎滔天本名宫崎寅藏，是孙中山、黄兴等人的日本好友，毕生支持中国革命事业，为改变东亚的旧秩序倾尽心血，是日本"大陆浪人"中少见的"异类"。

　　1871年，宫崎滔天出生于日本九州熊本县(今熊本县荒尾市)的一个武士寒门，他是家里的第八子，也是末子。其父宫崎长藏(宫崎长兵卫)是一名乡士，精于剑术。宫崎滔天自幼与兄弟一起，跟父亲学习二天一流剑道刀法。其兄长宫崎弥藏青年时期即有志于中国革命事业，对宫崎滔天革命理想的形成影响很大。

　　1897年5月，宫崎滔天结识了曾与兄长宫崎弥藏接触的中国革命党人陈少白。这年9月，宫崎滔天在横滨陈少白的家中见到孙中山。最初，他对孙中山十分狐疑，后来在自传《三十三年之梦》中，道出了自己的担心："此人果真能身负中国400州郡而立地者乎，能君临四亿苍生而执号令之旗者乎，可堪辅佐以终遂我平生之志？"

　　通过这次交谈，宫崎完全被孙中山的气质和理想折服。他感慨道："乍一看去，其外貌气质像是涉世不深的后生小伙，又如天真无华的村野姑娘。然而其思想何其深邃，其见识何其拔群，其抱负何其远大，其情感又何其真切。"宫崎不仅将孙中山引荐给犬养毅等日本政经界要人，而且为孙中山广作宣传，将他写的《伦敦蒙难记》译成日文，题为《清国革命领袖孙逸仙幽囚录》，在《九州日报》上连载。

　　1900年惠州起义后，宫崎滔天因穷困潦倒，又不愿加入政府的对华间谍组织，而转职成为一名作家，师从桃中轩云右卫门，自己的艺名为桃中轩牛右卫门，借巡演从日本各地筹措革命经费。宫崎滔天在这一时期曾对家人说："我能挣到革命的经费，而无法挣到养家的经费，万分的抱歉，请你们自食其力吧。"

　　1901年至1902年，宫崎滔天在《二六新报》上发表《狂人谭》、《三十三年之梦》，并先后出版成册，其中自传《三十三年之梦》是对中国革命的阶段性总结，1903年由章士钊节选并翻译，以《大革命家孙逸仙》为名出版，随即"风行天下，人人争看，竟成鼓吹革命之有力著述"(见章士钊的《黄帝魂》)，滔天之名始盛。

　　1905年，宫崎滔天陪孙中山去找黄兴，双方一见如故。20多天后，以孙、黄为核心的中国同盟会成立，宫崎被破例吸收为会员。

　　辛亥革命爆发后，宫崎滔天多方挪借旅费再来中国，到达镇江时，与失守汉阳东奔的黄兴相遇。黄兴百感交集，写了一首七律相赠。宫崎滔天拥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还担任了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政治顾问。

　　二次革命失败后，在著名的孙、黄交恶事件中，宫崎直言，孙中山之所以与黄兴合作几十年后彼此交恶，两人不在于私心，而在于主义之争。面对这样的诤友，孙中山写下"推心置腹"四个字相赠，而黄兴则写下"儒侠者流"称赞宫崎，这两幅字画今天仍然保存在宫崎滔天的故居。

　　后来黄兴去世，宫崎专程从日本赶赴湖南奔丧。宫崎的行为感动了两位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他们给宫崎写信，称赞他"高谊贯于日月，精神动乎鬼神"。这两位学生中有一位就是毛泽东。

　　1921年最后一次来华时，宫崎滔天在广州晤见了孙中山。1922年12月6日，51岁的宫崎滔天由于肾病和尿毒并发症病逝于日本东京。在惊悉宫崎滔天去世的噩耗之后，孙中山痛呼"中国人民失去一良友"，并在上海亲自主办宫崎滔天追悼会。

　　6.杨度：投机的政治家

　　1915年，袁世凯要做洪宪皇帝的时候，天津《广智报》刊载了一幅讽刺洪宪帝制的漫画---《走狗图》。正中是袁世凯的漫画像，头戴冕旒，身披龙衮，垂拱而坐。四方是四条狗，即为改变国体、恢复帝制作吹鼓手的筹安会中四大将---杨度、胡瑛、孙毓筠、严复。

　　湖北著名报人刘禺生的《洪宪纪事诗》详细记载了这个典故的来龙去脉。有一次筹安会的"六君子"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聚会。胡瑛在会上说：外间皆呼我等为走狗，究竟是不是走狗？杨度曰：怕人骂者是乡愿，岂能任天下事哉。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即以"走狗"二字论，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的。

　　杨度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湖南湘潭姜畲石塘村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奇特的政治家，先后投身截然对立的政治派别。

　　杨度自幼聪颖过人，被视为神童。他十三四岁时从学于湖南名儒王闿运。王闿运传授的学问有三项，即功名之学、诗文之学与帝王之学。王闿运认为自己最高深的学问---帝王之学只有聪明绝伦的杨度能继承。这"帝王之学"不外乎审时度势，辅君王以管霍之道，或乱世之中效法诸葛孔明，成明主以成霸业。

　　杨度后又醉心于新学，上了湖南师范，后又留学日本，入法政大学速成科，集中研究各国宪政。1905年7月，杨度与孙中山相会于东京，数度激辩后，两人握手言和并约定："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

　　孙中山向杨度介绍三民主义及五权宪法，杨度则回以金铁主义---金代表经济，铁代表军事，即富国强兵。在宪政问题上，杨度认为，只要清廷同意君主立宪，即可承认其合法性。

　　1908年，西太后、光绪相继去世，掌权的是光绪的弟弟载沣。他将袁世凯开缺回籍。此时，杨度知道袁的羽翼已丰，遂为袁世凯通消息、出主意，成为袁的重要谋士之一。

　　10月14日，杨度奉奕劻之命，星夜前往彰德，劝袁世凯受"湖广总督兼办剿抚事宜"一职。不过，杨度认定清廷定会对袁世凯不断加码，遂劝袁世凯暂以"足疾未愈"为由谢绝出山。

　　事情果如杨度所料。清廷最终许诺袁世凯重新组阁。

　　1911年12月，袁世凯组阁成功，南北和谈进入正式议程。杨度联合汪精卫共同策划了国事共济会，该会宗旨是消除民主立宪党(即革命党及附议革命的立宪派)与君主立宪党(赞同维持君主制的立宪派)之党争，主张南北和谈，政体问题交由国民公决，消除不必要的流血。杨度的立场随着袁世凯的转变，由君主立宪，转向了"民主立宪"。

　　1911年12月9日，黄兴电告汪精卫，请转告杨度，若袁世凯能迅速推倒清廷，"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袁世凯即派唐绍仪为代表，杨度秘密协从，南下上海议和。

　　在议和期间，杨度数次公开批评满洲皇族，并力主"民主立宪"，以免国家分裂，为他人所乘。

　　1915年，杨度为筹安会"六君子"首领，力推袁世凯称帝。杨度呈送《君宪救国论》，称"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次年6月，袁世凯卒，据传临死前大呼："杨度误我！"洪宪帝制失败以后，杨度被作为第一"要犯"通缉。

　　君主立宪失败后，杨度的政治主张逐渐转向民主共和。1922年，陈炯明叛乱，他受孙中山委托，作为特使，通过夏寿田游说曹锟(夏寿田此时是曹锟的秘书)，制止吴佩孚援陈，帮助孙中山度过政治危机。1922年，杨度在上海加入中国国民党。孙中山特电告全党，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

　　杨度后来还于1929年秋白色恐怖之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有人讥讽他投机，他驳道："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他的党员身份直到40多年后周恩来病危时才公之于世。1975年冬，周恩来在重病和王冶秋谈话时，特别提到了杨度晚年参加共产党一事："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

Answer 2

　　张之洞一生主要做了三件事：一办新式教育，二办实业,三练新军。
　　第一 ,张之洞为配合振兴实业 ,在湖北发展实业教育。其中较有成效的是创办了农务学堂和工艺学堂 ,培养了一批新式农业和工业所需要的人才。在张之洞的经济近代化构想中 ,农业占有重要地位。为改良湖北农业 ,张决定创办农务学堂 ,培养农学方面的人才。 1898年4月 ,农务学堂正式成立。张在招生示文中阐明兴办农务学堂 ,讲求农学的重要性“: 富国之本 ,耕农与工艺并重 ,近来泰西各国 ,农务最为兴盛““, 中国地处温带 ,原隰活衍 ,甲于环球。及因农学不讲 ,坐使天然美利 ,雍阏不彰 ,此农学不讲之故也。“1900年 ,学堂设立蚕桑试验室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02年 ,学堂迁到城北武胜门外扩建 ,按照计划改制 ,并派15人赴日考察农业 ,归国后大部分被选为学堂教习 ,充实了学堂的师资力量。农务学堂成为湖北实业教育中卓有成效的一所学堂 ,毕业后的学员也为湖北农业教育的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二 ,张之洞在湖北兴办工业 ,需要较多的工业技术人才 ,因此他对工业学堂也较重视。他认为“: 中国士人囿于传统观念不屑于学习‘工艺’,而一般的工匠又没有文化知识 ,缺乏具有理科理论知识的人才 ,因此对生产中出现的问题不能探寻其原因;对于引进的机器 ,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改造 ,这是中国人才匮乏 ,工业落后的重要原因。“所以 ,要发展新式教育就要有两类人才 ———工程师和技师 ,他说“: 工有二道:一曰工师 ,专以讲明机器学、理化学为事 ,悟新理、变新式 ,非读书人不能为 ,所谓智者创物也。一曰匠首 ,习其器 ,守其法 ,心能解 ,目能明 ,技能运 ,所谓巧者述之也。“ 基于这一认识 , 1898年春 ,张之洞创办了湖北工艺学堂 ,聘日本教习两人 ,分别讲授理化学和机器学。学堂采取“理论学习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学习方式 ,又以‘必须亲手操作方能切实通晓‘为原则 ,让学生在教习及技工的指导下 ,从事实际操作四小时 ,晚间读中国书籍“ 。 1902年 ,张将工艺学堂改办于原江汉书院故址 ,打算办成一所高等学堂。后因调职交于程颂办 ,使工艺学堂教学取得一定成效 ,培养出的学生能够制造各种实用的新式机器。
　　第三 在张之洞的教育近代化构想和实践中 ,师范教育居于最基础的地位。这是因为他认识到发展教育在于普及国民教育 ,而教育的基础又在于普及小学。普及小学则需要大量合格的教员 ,这是发展小学的先决条件“, 查各国中小学教员都取材于师范学堂 ,故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 ,关系至重“。1902年 ,除选派两院学生赴日本专学师范外 ,张之洞又在武昌创办湖北师范学堂 ,专门培养中小学教师。 1903年 ,出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又奏请设立三江师范学堂:“选派科举出身的中学教习50人 ,讲授修身、历史、地理、文学、算学及体操各科。中日教习也相互学习 ,就可以解决学堂的师资问题。“为发展地方初等教育 ,张又令学务处在武昌设立师范传习所多处 ,令各届选派举贡生员前来培训 ,学习教育管理及有关初等小学堂的教学要旨 ,然后回各属地担任小学教员。在张之洞的倡导下 ,湖北的师范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 ,也初步形成新的教育行政体系 ,为推动湖北近代教育起了巨大作用 ,同时 ,也为湖北的经济发展造就了大量人才。张之洞是湖北教育近代化的奠基人 ,其伟大的教育思想 ,为湖北培养了大批人才 ,使湖北形成了一个知识和价值观念不同于传统文人的新型知识分子群而活跃于清末政治舞台。诚然 ,其教育理论带有“宣扬忠君 ,维持清朝统治”的封建色彩 ,但他能看到西方文化的长处 ,取之于西方用于中国 ,亦足见其不凡。在当时的状况下张之洞不可能将西方文化与忠君思想有机结合 ,体现了他自身教育观的矛盾 ,但这并不能掩盖张的教育倡导对湖北的作用乃至他对中国近代化教育的卓越贡献。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汉族，清代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其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毛泽东对其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甚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追问

可以给个开头和题目么``
顺便问问参考书是什么```((采用拉里面的内容的也算))
谢谢拉 麻烦你拉

追答

题目可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浅谈张之洞对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开头：历史长河，滔滔慢慢，上下五千年，在晚清，有一位被毛泽东高度评价为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之功臣，并评语：“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同为晚清四大名臣的张之洞，不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被戏说、评说、搬上荧幕、参与讲坛，但其四臣我想都不如他“来的实惠”，其影响之深远，可谓久矣。
（临时起意，不妥之处，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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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3

不用说，你肯定是贺院的！唉···人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