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谢宇弑母案后舆论阶段的发酵基本上进入平缓状态，人们无论是对他高材生标签的讨论，还是对他夜店男模标签的质疑，事实上都已经偏离“弑母者”吴谢宇的轨道，而是陷入一种异化人格的泥潭当中不可自拔。不过，顺着吴谢宇“帮母解脱”的逻辑，还是难掩他自身“不正常”。
要知道，依照吴谢宇亲属的透露，在吴谢宇的认知中，现实存在两个世界，通往另一个世界的方式就是死亡，言外之意，吴谢宇自身的人格可能确实存在异常。而且这也并非是吴谢宇亲属为“轻判”而作出的判断，因为有媒体在探访吴谢宇老家的过程中，发现“吴家”的血脉中，确实存在精神异常者。
对于这样的事实，能不能实证吴谢宇也是病理性的精神异常者，这还需要进一步的权威机构鉴定，但就吴谢宇弑母的触发来看，当前来看更符合后天环境压抑的结果。但是就两方面的存在或彼此排除，似乎也并不容易，因为对于人格异化的过程来讲，往往是较为复杂的过程。
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大部分案件中，人们会假设只需要搞清楚对方的某个对现在来说很重要的点就可以，比如不诚实，懒惰等，这其实是错的。这不但会导致偏见，而且要比搞清楚这个人的全部，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难得多。
因为每个独立的特质都只是全部特质的某个表现而已，只能通过整个复杂的体系来解释，毕竟优点和缺点总是相辅相成。至少能从或好或坏特质的数量上，判断出其坏性格的趋向。从这个意义上看待吴谢宇，至少可以避开铁板一块的思维。
不得不承认，即便是在当下，有关人性恶的讨论依然存在。虽然在具体的阐释逻辑上，也很能自洽具体的恶性犯罪行为，但是这并不代表人性恶的认知就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对于人的成长来讲，往往是个流动的过程，一个人只有学会自我审视的时候，似乎才可以对自己进行更为真实的评估。所以，有关吴谢宇是否存在精神层面的障碍，确实也是值得追问的问题。
不过，对于吴谢宇弑母时的状态追溯来讲，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毕竟从始至终，对于那段时期吴谢宇的状态也多停留在他的自述层面，因此亲友笃定他有精神障碍，以此来达到轻判的目的，很可能不太容易兑现。只能是通过对他当下状态的评估，进行间接的实证。
但是，间接的实证，就并非是绝对的实证，只能是作为边缘性的参数，适当的参考而已。事实上，作为个体来讲，如果严格地遵照正常人的“参数水平”，可能很难找到绝对正常的个体。所以，既然吴谢宇能进入北大，并且作案后还能较为完美的清理弑母现场，就足以说明他并未完全失控。
所以，无论是吴谢宇亲友所笃定的精神存在障碍，还是媒体实地探访中所发现的吴家血脉中的精神异常者问题，也都只能建立相对弱的关联，很难形成绝对性的否定。至于吴谢宇自身的观念扭曲，自然是要他自己来负责的，毕竟他弑母的时候，已经成年。
与此同时，吴谢宇在庭审过程中的表现，到底是为脱罪而逻辑自洽，还是真正意义上悔罪救赎，舆论上一直是比较撕裂的。毕竟对于客观的衡量来讲，只是一种参数合理化的过程，这种时候，对于吴谢宇这类高智商犯罪个体来讲，会不会刻意自洽，确实也是不容易排除的。
因此，这就给所谓的轻判留下更多博弈的空间，一种认识是，不管他是不是真心悔罪救赎，只要以后不再犯罪就可以；另一种认识是，必须表里如一，要不然就是在纵容犯罪。这两种认识，其实都有各自的一套逻辑，但是站在人性的尺度上，又缺乏基本的人情味。
就以吴谢宇弑母案来讲，不管最终的判决结果如何，“弑母的标签”都会伴随吴谢宇一生，甚至，就算他最终走出监狱，可能孤独终老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就算法理可以宽恕他，不见得道德可以接纳他。所以吴谢宇就算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逃。
另外，吴谢宇弑母案之所以会存在“转机”的可能，就在于原生家庭的悲剧更讲究救赎，而非单纯的惩治。并且现代社会的法理精神之中，并非孤注一掷的认为惩治可以建立善，而是更愿意把惩治置身于救赎的序列中释放。就以吴谢宇弑母的悲剧来讲，最大的共情价值，可能并不是重判吴谢宇，而是透过吴谢宇的悲剧，让更多家庭知道如何去避免同样的悲剧。
法国大文豪伏尔泰曾说过：没有真正的需要，便没有真正的快乐。对于这样的问题，作为国内的绝大多数家庭而言，确实是该反思一下。因为多数家庭的亲子关系之所以并不和睦，就在于彼此之间爱的释放时，都会附加控制的逻辑，也就是“我爱你，我要控制你”，而非“我爱你，你是自由的，我也需要你爱我”。
所以回到吴谢宇弑母案的反思价值上，应该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单纯的审视吴谢宇和母亲的悲剧关系，掰扯其中所交织的人间悲苦；其二，通过透视吴谢宇和母亲不正常的亲子关系，警示更多家庭要及时反思。所以，最在意轻判或重判的可能还是吴谢宇自己，而对于他的亲友来讲，只不过是出于朴素的亲缘慈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