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1010—1063)，即
赵祯，真宗子。大中祥符八年(1015)封寿春郡王，天禧二年(1018)封王，立为太子。乾兴元年(1022)即位，初由刘太后垂帘听政，明道二年(1033)太后死后，始亲政。宋仁宗是宋代帝王中的名君圣主，在位时间最长，有42年，宋仁宗统治时期，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仁宗皇帝当政期间，政府正式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官交子”。 仁宗皇帝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因此他受到历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有一次，时值初秋，官员献上蛤蜊。仁宗问从哪里弄来的，臣下答说从远道运来。又问要多少钱，答说共28枚，每枚钱主干。仁宗说：“我常常告诫你们要节省，现在吃几枚蛤蜊就得花费28000钱，我吃不下!”他也就没有吃。 一天，仁宗处理事务到深夜，又累又饿，很想吃碗羊肉热汤，但他忍着饥饿没有说出来，第二天，皇后知道了，就劝他：“陛下日夜操劳，千万要保重身体，想吃羊肉汤，随时吩咐御厨就好了，怎能忍饥使陛下龙体受亏呢？”仁宗对皇后说：“宫中一时随便索取，会让外边看成惯例，我昨夜如果吃了羊肉汤，御厨就会夜夜宰杀，一年下来要数百只，形成定例，日后宰杀之数不堪计算，为我一碗饮食，创此恶例，且又伤生害物，于心不忍，因此我宁愿忍一时之饿。” 仁宗皇帝不光对人仁慈宽厚，身为九五至尊，但对自己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衣食简朴，史书中记录了他大量严于律己的故事。有一次，仁宗在散步，时不时的就回头看，随从们都不知道皇帝是为了什么。仁宗回宫后，着急的对嫔妃说到：“朕渴坏了，快倒水来。”嫔妃觉得奇怪，问仁宗“为什么在外面的时候不让随从伺候饮水，而要忍着口渴呢。”仁宗说“朕屡屡回头，但没有看见他们准备水壶，如果我要是问的话，肯定有人要被处罚了，所以就忍着口渴回来再喝水了。” 谏官王素曾劝谏仁宗不要亲近女色，仁宗回答说：“近日，王德用确有美女进献给我，现在在宫中，我很中意，你就让我留下她吧。”王素说：“臣今日进谏，正是恐怕陛下为女色所惑。”仁宗听了，虽面有难色，·但还是命令太监说：“王德用送来的女子，每人各赠钱三百贯，马上送她们离宫，办好后就来报告。”讲完，他还泪水涟涟。王素说：“陛下认为臣的奏言是对的，也不必如此匆忙办理。女子既然已经进了宫，还是过一段时间再打发她们走为妥。”赵祯说：“朕虽为帝王，但是，也和平民一样重感情。将她们留久了，会因情深而不忍送她们走的” 一天，仁宗退朝回到寝宫，因为头痒，没有脱皇袍就摘下帽冠，呼唤梳头太监进来替他梳头。太监梳头时见仁宗怀中有一份奏折，问道：“陛下收到的是什么奏折？”仁宗说是谏官建议减少宫中宫女和侍从的。太监说：“大臣家里尚且都有歌伎舞女，一旦升官，还要增置。陛下侍从并不多，他们却建议要削减，岂不太过分了!”仁宗没有接口。太监又问：“他们的建议，陛下准备采纳吗?”仁宗说：“谏官的建议，朕当然要采纳。”太监自恃一贯为皇上所宠信，就不满地说：“如果采纳，请以奴才为削减的第一人。”仁宗听了，顿然站起呼唤主管太监入内，按名册检查，将宫人29人及梳头太监削减出宫。事后，皇后问道：“梳头太监是陛下多年的亲信，又不是多余的人，为何将他也削减？”仁宗说：“他劝我拒绝谏官的忠言，我怎能将这种人留在身边!” 包拯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包拯屡屡犯颜直谏，唾沫星子都飞溅到仁宗脸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接受他的建议。有一次包公要拿掉三司使张佐尧的职务，理由是他平庸了些，张是仁宗宠妃的伯父，仁宗有点为难，想了办法，让张去当节度使，包拯还是不愿意，言辞更加激烈，仁宗生气地说：“岂欲论张佐尧乎？节度使是粗官，何用争？”包拯不客气回答道：“节度使，太祖太宗皆曾为之，恐非粗官。”张最终没能当成节度使，仁宗回到宫中对贵妃说：“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史载，仁宗情急之下把节度使说成宣徽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 仁宗的善于纳谏还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拯。包青天实在是政治清明的产物而非其他，想想吧，如果皇帝不清明，哪会有包青天产生的政治环境？不管是遭到反唇相讥，还是被喷上一脸唾沫星子，仁宗都很清醒、很民主。他不认为这样会龙威尽失，能接受的，他就接受；一时不能接受的，他就不理不睬。但他对提意见者绝不打击报复，有时甚至会安抚有加。 张尧佐最终没能当成节度使。仁宗回到后宫后，对张贵妃说了一句现在看来还很具政治远见的话：“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史载，仁宗情急之下把节度使说成了宣徽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 一个惧怕大臣的皇帝，一般来说是会赢得他的人民的热爱的，这个王朝的天也会比较清亮。 仁宗一朝不仅出现了包拯，还出现了“求之千百年间，盖示一二见”、在
《岳阳楼记》中唱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
范仲淹，以及倡导文章应明道、致用，领导北宋古文运动的
欧阳修……而仁宗庆历初年实施的“庆历新政”———由范仲淹主持的那场社会改革，更为王安石变法起到了投石问路的先导作用。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永，好不容易才通过了考试。但在仁宗看来，他不适合做官，还是填词的好，就给画掉了。宋仁宗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于是反唇相讥，说自己是“奉旨填词”。讥讽仁宗的柳永不但没被杀头，填词也没受影响，且填得更加放肆，这就非同寻常了。也因此，柳永非但不生仁宗的气，还“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老百姓希望年年都能看到宋仁宗的仪仗，瞻仰到宋仁宗的风采，天下百姓都拥戴宋仁宗。 能让柳永这样放浪不羁的人不计前嫌且大唱赞歌，除却仁宗，还能有哪个皇帝能做到呢？ 有人说，“仁宗虽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皇帝）”。仁宗日理万机外，业余爱好不多，甚至面对女色，也把持得住，唯偶尔临摹一下“兰亭”。身为皇帝，会做皇帝，这应是一种难得的境界。 宋仁宗是宋代帝王中的明君圣主，在位时间最长，达42年，其间国家太平，边境安定，经济繁荣，科学文化发达，人民生活安定。仁宗当政期间，政府正式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官交子”（相对于“私交子”而言）。仁宗驾崩的消息传出后，“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当他的死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
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驾崩。 “仁宗的陵墓里有一件很特殊的随葬品，那就是他那纯白色的战马。”巩义市文物保管所副研究员傅永魁对记者说，“仁宗没有忘记战争，他养兵百万，不怒自威，以致‘边将无功更不能’，没什么大仗可打。金兵占领中原后，曾大肆盗掘宋陵，但因为慑于宋仁宗的威名，他们独独没有对昭陵下手，‘唯昭陵如故’。我想，哪一天发掘昭陵地宫时，仁宗的战马遗骸可能还会被发现。”“仁政”，一直是传统政治的最高理想，宋仁宗之前，没有一个帝王能以“仁”或冠以“仁”。尽管没有多少人喜欢当战争的牺牲品。但人们总愿意记住那些会打仗的皇帝，而忘却仁宗这样以“仁”治国的“仁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