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林孟熹说过这样一句话：“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可以说，司徒雷登与中国有着不解的情缘，甚至，死后都要按照他的遗愿：把自己安葬在杭州文星苑。墓碑上影印着他的半身照片，在墓碑上写着他的简历：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其实，司徒雷登与杭州结缘，要追溯到1869年。
当时，杭州一带是中国江南地区基督教的布道中心。司徒雷登的父亲是一位美国传教士，从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后，只身一人来到了杭州。为了更好的融入到杭州本地生活，他立志学好中文，为体验当时中国下层人士的生活，他在一家鸦片馆的楼上租了一间单间。
因工作疲劳，长期营养不良，在杭州生活三年后，他被送回美国修养，这期间，他认识了一位美丽大方的姑娘玛丽，两人一见如故，婚后共赴中国。两人在西湖贫民区旁边的小教堂里建造了一座砖木结合的小楼，可以说，之后的二人过着神仙伴侣的生活。
1876年，俩人的第一个儿子出生，孩子长大后，结合斯托尔特这个名字的谐音，父亲为他取了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复姓“司徒”，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从小在小弄堂里长大，他的父亲建立了教堂和学校，母亲建立了女子学校，家里的学习氛围非常浓厚。从此以后，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来此安家落户，这里也被当地人称为“耶稣弄堂”。司徒雷登的三个弟弟也是在耶稣弄堂出生的，母亲就是四个孩子的启蒙老师，并且，安排他们融入中国孩子的圈子，与中国小孩儿一起玩乐。
那是司徒雷登一段非常美好的童年时光，在他的脑海里，经常回忆年少时的春节社戏、还有好吃的元宵，以及看着西湖水面上飘荡的小船花灯。在司徒雷登十一岁时，父母为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教育环境，决定将其四个孩子送回美国上学。初来乍到的四个孩子，对美国感到非常陌生，因为，他们从小拿筷子吃饭，唱中文赞歌，穿中式服装。
因此，他们对美国的语言及文化都是显得陌生而无知的。刚回来的时候，司徒一家四个孩子被同学视为小怪物，走到哪里都被围观。终于在私立学校读了几年书后，司徒雷登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男孩。1899年，司徒雷登进入神学院深造，毕业后，他一直心系中国，也因为对传教事业的喜爱，他决定跟随父母一起在中国传教。
1904年，义和团烧毁教堂，杀害洋人的风波刚刚平息不久，就在这个风口浪尖的时刻，三十岁的司徒雷登携新婚妻子艾琳返回杭州。司徒雷登对传教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劝说中国人皈依基督教，绝对不能煽动他们放弃自己的祖先崇拜，这样做一定会适得其反的。”随着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司徒雷登找到了撬开基督精神和中国传统伦理的那把钥匙。
他把孔子的“仁”和基督教义的“爱”融为一体。他一直说：自己非常喜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句话，也很佩服孟子的思想。他认为：想要基督教在中国产生影响，就一定要做本土化的工作。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司徒雷登一方面研究中华文化，了解国情，一方面支持培养国人自己的宗教领袖，以实现中国教会的独立。
在杭州传教的三年时光里，司徒雷登操着一口流利的杭州土话，他不仅会地方话，还会普通话、上海话和南京话。但是，他总喜欢说话时带着一丝杭州话的音调，在他看来，杭州话说起来很有音律韵感，比其他地方的话更能的表达自己的意思。
1946年，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受杭州市长邀约回杭州度假。接风宴结束后，他第一站去了九里山墓地，因为，这里埋葬着他的父母、两位早亡的弟弟和十几位传教士。当时的杭州市长周象贤为司徒雷登举办了一个在杭州的“出生仪式”，并授予他“荣誉公民”的称号。这是第一位外国友人有此殊荣，得到这样的称号也代表着莫大的荣誉和肯定。
1949年4月，我军攻占南京，他没有随国民政府南下广州，留在那里。1949年8月2日，由于，美国在华政策的彻底失败，司徒雷登不得不悄然离开中国返回美国。回到美国仅3个月，司徒雷登一病不起，严重的中风后遗症使他在轮椅和病榻上度过了最后的13个春秋。就这样，司徒雷登黯然离别自己生活了45年的中国，从此，他再也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
1962年，司徒雷登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八十六岁。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嘱咐家人：把他的骨灰安葬在北平燕京大学的墓地，与他的妻子合坟。不幸的是，虽然司徒雷登一再嘱咐自己要与妻子合坟，没想到的是因大动乱影响，司徒雷登妻子在燕园的墓地早已被推平。司徒雷登追忆与妻子的过往，他说：自己曾经拥有过这样的妻子，此生绝不再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