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军队以退潮般的溃败，退守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在混乱中出走美国。梅贻琦去美国并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无目的，他弃美蒋政府的“教育部长”不干，奔走美国，就是为了保护庚子赔款――清华基金。
梅贻琦在美掌管清华基金时，一心考虑中华教育，尽管掌管着数以千万美元的基金，却能不为所动，秋毫无犯。梅贻琦那时生活清贫，夫妻相依为命，每月仅以300元为限维持日常生活。
1955年梅贻琦回到台湾，以清华基金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新竹清华大学。在建校期间梅又兼任台“教育部”部长、“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国家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副主席。以现在的说法，梅贻琦可谓身兼数职的“省、部级”高级干部，尤其还掌管着规模庞大的基建项目。但就是这样的一位有权、有势、有钱的高级“干部”，梅贻琦却居住在台北清华办事处的办公室内，没有一间自己的私人住房，更别谈什么高级别墅！
梅贻琦身为“高官”，却拿着微薄的薪水，对于独自在美艰难生活的妻子韩咏华，既无钱汇款照料生活，也不能接来台湾共享天伦之乐，只能让年逾六十的妻子四处打工挣钱度日，只在临终之日才能见上妻子一面。
梅贻琦最后的几年，由于公务繁忙，应酬极多，心力交瘁，劳累过度，最终一病不起，走完辉煌、勤劳、遗憾的一生。
北京大学原校长胡适在梅先生病重期间，曾劝其写一份遗嘱，“不论公事、私事，皆立一字据，给自己也给后人一个明晰的交代。”梅先生闻而不答，此事终不了了之。梅先生死后，友人清点其遗物时，发现梅先生竟没有任何财产，他所有的话也都在病床上讲完了，“所以也就无须写什么遗嘱了。”
梅先生作为旧式知识分子的一员，虽贵为“中央”大员，一生艰苦朴素，勤俭一生，一心为公，鞠躬尽瘁。在现实社会中仍具有教育、借鉴意义，值得我们深思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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