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应对通货膨胀的政策建议
经济学中存在所谓“有多少目标就应该有多少手段”的说法, 即在面临多重目标的情况下, 为实现目标, 必须使用多重政策手段, 而且要掌握好“度”。鉴于我国既要防止通胀, 又要预防经济通胀转入通缩的双重目标, 以及当前通货膨胀是由诸多因素所导致的现实, 笔者认为缓和当前通胀局面应采取“一揽子”措施, 赞同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与稳健的财政政策配合的“组合拳”出击。
（1）控制货币供应量。由于通货膨胀形成的直接原因是货币供应过多，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的一个最基本的对策就是控制货币供应量，使之与货币需求量相适应，稳定币值以稳定物价。而要控制货币供应量，必须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投放，保持适度的信贷规模，由中央银行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灵活有效地调控货币信用总量，将货币供应量控制在与客观需求量相适应的水平上。国际收支顺差导致我国基础货币供给增加, 减少贸易顺差自然成为解决货币供给过度的强有力手段, 也即要控制出口, 扩大进口, 并适时适度地促进人民币升值。
（2）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治理通货膨胀仅仅控制货币供应量是不够的，还必须根据各次通货膨胀的深层原因对症下药。对于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是关键。各国对于社会总需求的调节和控制，主要是通过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实现。在财政政策方面，主要是大力压缩财政支出，努力增加财政收入，坚持收支平衡，不搞赤字财政。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采取紧缩信贷，控制货币投放，减少货币供应总量的措施。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配合，综合治理通货膨胀，两条很重要的途径是：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控制消费过快增长，以此来实现控制社会总需求的目的。
（3）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给，调整经济结构。治理通货膨胀必须从两个方面同时人手：一方面控制总需求；另一方面增加总供给。二者不可偏废。若一味控制总需求而不着力于增加总供给，将影响经济增长，只能在低水平上实现均衡，最终可能因加大了治理通货膨胀的代价而前功尽弃。因此，在控制需求的同时，还必须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给。一般来说，增加有效供给的主要手段是降低成本，减少消耗，提高经济效益，提高投人产出的比例，同时，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支持短缺商品的生产。
（4）加强金融特别是特定经济部门的监管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经济的不稳定性因素在全球就有很强的传染性。虽然在目前的金融自由化大趋势下，各国提倡金融以及经济自由化，但是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经济中不稳定性因素多而复杂，并且我国刚刚彻底的实现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因此，我国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在取消一些不合理的金融、经济管制的同时，也应该通过不断完善的法律以及通过体制的不断完善加强监管，最重要的是做好目前分业监管体制下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避免金融监管真空以及重叠区域，从而避免由于金融的不稳定性推动货币进而经济尤其是通货膨胀问题的出现。
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创新理财产品，加强银行流动性管理。促进银行资产结构多元化，优化信贷投向结构；加强对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信贷管理，严格控制房地产投资贷款需求；进一步引导资金向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流动；加快银行资产证券化；推动商业银行采取主动的流动性管理措施；建立规模适当的多层次流动性储备，实现流动性与效益性相协调；进行积极负债管理，减轻流动性过剩的压力。
（5）抵制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效应对我国的影响。
下半年，中国物价形势面临成本推动型和需求拉动型的上涨压力仍然不容忽视。近期成品油和电价的上调，灾后重建形成的对建材等的需求，也可能形成价格上涨的一些新因素。因此，当前仍要把治理通货膨胀放在突出位置，千方百计抑制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输入型通胀仍将是我国有效抑制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的防范重点之一。
从国内自身状况分析，当前中国对外贸易中存在的进出口产品失衡以及由此而暴露出的国内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十分突出。此外，我国的资本项目还没有完全放开，外汇管理体制也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人民币汇率还需进一步完善等。这些都给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发生提供了条件。
因此，治理此轮全球化背景下的通胀，避免国际输入型价格上涨的压力与国内多年高增长积累的各类价格上涨相互叠加，造成通货膨胀的持续压力。中国重点应放在结构调整，提高劳动生产率上，实施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刺激我国实体经济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加大节能减排、环保的力度，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继续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着力在增加有效供给和抑制不合理需求上下工夫，提高抵抗输入型通胀的能力。
一是大力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等。这其中，各级政府尤其应注意进口替代型产业的发展，诸如替代型能源、机械产品等，扩大对石油等大宗商品的进口，尽快建立起能源储备机制。
二是通过大力发展国内相关产业，从而解决经济不平衡的风险，减轻输入型通胀的压力。特别要增加农业投入，加大对于农业生产的补贴，努力增加粮油肉菜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强化市场监管，缓解食品类价格的上涨压力。
三是严格控制整个社会的货币供应总量。物价上涨的根源在于流动性过剩，因此，要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在宏观政策选择中应强调货币政策的自主选择，通过利率杠杆减少资产泡沫，加大运用汇率政策降低汇率变动的预期，并强调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配合以降低成本为核心的供给管理政策。
四是要加大转移支付调节收入分配、改善民生。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解除民众的后顾之忧，进一步推动国内消费的增长，从而减少对国外消费市场依存度过高的状况以应对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减轻输入型通胀对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以及社会稳定带来的制约。
尽管中国无法左右国际通胀形势，但只要中国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自主性，采取相关措施，坚持把控制物价过快增长放到宏观调控的突出位置，必能有效地抑制输入型通胀对国内经济良性发展的危害。
部分学者倡导通过人民币快速升值来“釜底抽薪”,减少国际游资流入, 虽然有利于降低生产资料进口成本, 阻断国际通胀因素的输入, 但由于人民币汇率很可能存在“棘轮”效应, 短期内不可能恢复到原来较低的水平, 当人民币升值带来出口剧减之后, 如果宏观经济出现不景气甚至衰退的局面, 那么政策当局很可能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资本项目的增加会导致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过剩, 但是只要这些资金不进入流通环节, 就不会加剧通货膨胀程度。因此, 如何化解因国际资本流入而出现的流动性过剩及其伴随的信贷扩张就成为货币当局直接面对的问题。从目前情况看, 由于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经过屡次上调, 考虑到国际利差因素, 已经没有太大的自由操作空间, 如果央行进一步强化执行银行信用控制的政策, 这与流动性过剩因素结合在一起, 将进一步压缩商业银行的盈利空间, 从而加剧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博弈的目标冲突, 构成了反通胀政策力度选择与执行效果的强扰动因素。
总之, 中国目前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 包括就业、经济增长、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商业银行改革、资本市场改革等, 以及货币政策尺度的当前位置, 约束了反通胀政策力度的选择范围。由于宏观经济政策存在多种目标, 而这些目标之间并非完全一致, 目前的其他经济政策目标牵制着为实现反通胀目标而采取的行动。中国整体的宏观调控应当全面考虑各种经济政策目标的成本和收益, 在综合排序的基础上权衡利弊。由于通货膨胀会导致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紊乱, 并产生巨大的再分配效应, 其中利益受损最严重的是中低收入阶层。因此, 应坚持反通胀的目标。货币当局需要在充分考虑这些牵制力量的基础上, 统筹兼顾, 妥善决定反通胀政策措施的力度, 精确制导。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