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国家一直以来都很重视城镇化和三农问题，尤其是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那么，城镇化与三农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怎样通过城镇化来解决三农问题呢？
城镇化发展的历程与条件
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随着乡镇企业发展，农民建城，费孝通来苏南调研后写了一篇文章叫《小城镇、大问题》。第二阶段是90年代后，中央明确提出“小城镇、大战略”。第三阶段就是现在，叫做“小城镇、大措施”。城镇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也是有条件的。以下三个问题应引起我们重视。
第一个问题，从历史长河来看，小城镇是一种过渡形态。随着二、三产业的发展，一部分人集中到一个地方就成了小城镇。小城镇是农村向城市迈进的一个跳板。小城镇有三种变化，第一种叫做“握手”，随着城市的扩张，像苏州的木渎镇、娄葑镇，逐渐融入城市；第二种是相对独立的，像昆山的千灯镇，将成为城市周边的中心镇；第三种是扁平化，原来的小城镇通过撤并乡镇、逐步演变成了社区。
第二个问题，城镇化是有条件的。城镇化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产业支撑。而我们现在全国绝大多数的乡镇都是靠行政支撑的。我们通常把产业比作是一把雨伞的柄，伞柄越强大，支撑的伞面就越大，也就是产业越强，小城镇的经济支撑就越强。我们必须看到，没有工业化支撑的城镇化是很难的，在我们国家乃至全世界都是凤毛麟角。所以说城镇化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产业支撑。
第三个问题，小城镇建设一方面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另一方面也是产生三农问题的一个根源。大家想想，强迫征地、拆迁、逼农民上楼、上吊的原因是什么？不就 是胡作妄为的小城镇建设吗？所以说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小城镇搞得好有利于解决三农，相反则会祸害三农，这是客观存在的。那么解决三农和祸害三农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要处理好三农问题，处理的好就是解决三农问题，处理的不好就是祸害三农，这是问题的核心点。
三农问题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难题
三农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只是在我们国家表现的比较突出而已。全世界的三农问题有多种类型，各有特色。三农问题实际上是我们中国在城镇化进程中必然面临的一个问题。城镇化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解决三农问题，同时还是产生新三农问题的一个过程。
首先，三农问题是世界性的难题。从人类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农业社会主要是吃饭问题，是解决温饱问题。工业化城镇化时期主要是土地问题，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实际上就是一场土地争夺战。第三个阶段就是工业化的后期，也就是发达国家，面临的是农产品的补贴问题。从历史发展的空间来看，一类是落后的农业国家，他们所面临的三农问题，主要是温饱问题。第二类国家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三农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第三类是发达国家，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对农产品的补贴问题。我们国家幅员辽阔，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不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欠发达地区，主要面临的是温饱问题；经济发展中地区，主要矛盾是征地拆迁、工业化如何起步；经济发达地区，主要矛盾是怎么样加大三农的扶持力度，但是也有突发事件。因此从共性来说，全世界的三农问题在我们中国都有。
城镇运营面临的三农问题实际上就是面对两个“人”的问题，一个是政府，一个是三农。对于三农问题，在中国现阶段科赛是处理的最好的。前石塘村就是一个很好的典型。但是真正离处理好三农问题还相距甚远。如何真正处理好三农问题，是放在科赛集团领导和干部面前的一个新的课题。
城镇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是利益分配
城镇化和城镇运营面临的三农问题核心点是利益的产生和分配。利益问题把它比作是做蛋糕，就是做蛋糕和分蛋糕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利益的产生和分配实际上涉及到三方，第一方是政府，政府内部下级政府和上级政府之间的博弈；第二方是企业；第三方是农民。农民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集体一部分是农民个人。因此，我们只有处理好这么多利益关系，才能做大蛋糕；只有把这些利益问题处理好了，才能真正解决好三农问题。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有一句话，“利益的和谐是一切和谐的基础”，对于城镇运营商、政府，城镇化和城镇运营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角度，从政府的角度讲叫城镇化，从科赛的角度讲叫城镇运营。从政府而言，一手是企业、一手是农民；从企业的角度讲，一手是政府、一手是三农。企业既要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和利益分配问题，又要解决好三农问题，科赛在这两方面有独到之处，值得肯定。
让农民参与是根本路径
我国对如何解决三农问题主要有三种流派：一种是维权派，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关键靠维护农民的权益；第二种是反哺派，认为关键靠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第三种是参与派，让农民参与城镇化建设，分享现代化进程的成果。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那么怎样让农民参与到城镇化建设中来？我们有三大合作社。农村有土地、资金、劳力三大生产要素。土地对农民来说，是闲置的，我们原来是靠政府征用征收去搞房地产开发，农民就跟你对抗，现在把农民参与进来，搞股份合作，让农民变成股东，实行按股分红。目前主要有三种合作社。第一，动员农民土地入股，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把土地进行平整，然后出租给农业企业，取得收入再来按股分红；第二个，把四、五十岁的农民动员起来，成立劳务合作社，把劳动力介绍给这些农业企业，既解决了这些农业企业的用工问题，也解决这些农民的就业问题。他们不再是农民，而是农业产业工人。第三是动员农民现金入股，成立股份制合作社，由合作社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造厂房、门面房出租，取得收入后按股分红。这样做一方面促进了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农民收入。
这样做，标志着我国农村已进入了土地资本化、股份化、分红化的时代。土地有个特点，不入股叫资源，一入股叫资本；不入股是黄土，一入股就是黄金，就能保值增值；不入股叫农民，是一盘散沙，一入股就是股东，可以共同富裕。实际上我们都可以参与进去，参与进去最大的好处就是使农民从对立面变成参与者，我们要带领农民奔市场。
现在全国的土地流转都是闲置式的，苏州是投资式的。所谓闲置式，有三个特点：第一，以劳动力转移为前提；第二，以略有收入为目的，几百块就行了；第三，以小农经济为结果，是30岁人的地留给60岁的人去种，流来流去还是小农经济。而苏州是投资式的，也有三个特点：第一，不需要劳动力转移。相反，搞了生态农业以后，农业劳动力还不够；第二，也不是只有几百块收入，而是可以搞到上千元、几千元；第三，不再是小农经济，而在空间形态上，建设现代农业园区，在经济形态上，可以实现土地的增量与增值。增量，可以增加上千亩的农用地；增值，可以有数千万、上亿元的土地增值。
怎么做？首先，分工。农村不是一个样的，苏州的农村分为三个方向、五个类型。第一种，在工业规划区城镇规划区的行政村，它的发展方向是征地拆迁，融入城市；第二种，是工业规划区以外的经济强村，它的发展方向是就地城镇化；第三种，纯农业地区，其中又分为三类，有生态资源的搞生态旅游农业，有人文资源的搞古村旅游，什么都没有只有大片土地的，搞农业产业园。分类之后，可以看到苏州实际上走了三步：第一步，80年代，搞乡村企业；第二步，90年代，搞开发区发展；现在是第三种，把农村的土地资源整合起来，农民的土地入股以后，一平整，就可以增加20%-30%的土地。
旺山村是成功的典型。该村2003年以前还是个穷村。2003年开始，第一步，通过土地流转搞土地股份合作社，平整土地，建成一个号称5000亩的生态茶园。第二步，把节约的土地指标置换到开发区建造标准厂房，取得出租收入。结果三年时间，就挖到了第一桶金。第三步，回过头来，改造旧村庄，把旺山村打造成苏州最美丽的山村。
在具体操作上，我们叫分层招商，市县两级去招商，征地拆迁；镇村两级去招租，把集体建设用地运作起来，去建房出租。在利益分配上，叫五统五分。五个统一：品牌、规划、建设，管理、服务；五个分，就是分GDP、财政收入、招商引资、外贸出口、民营经济等考核指标。当然还有出租房屋的收入，实行按股分红。这样就极大地调动了乡镇政府、村级集体和广大农民参与城镇化建设的积极性。
作为城镇运营商，跟农民打交道上我认为主要是五个方面：第一，要科学策划、规划。按照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分别按照三个方向、五种类型来进行规划；第二，叫以地生财。靠土地整合；第三，是股份合作，土地整合关键靠股份合作制，企业也可以参与，参与进去以后把土地指标异地发展。第四，异地发展，为什么要异地，因为越是有地的地方肯定是地价最低，而越是缺少土地的地方地价越高，因此就必须将地价最低地方的土地指标、置换到地价最高的地方去使用，这就是：异地发展；大庆人原来有句话，叫“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上”，我把它改成“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的到有条件的地方去上，与有条件的地方联合起来上”；第五，是试点示范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为此，建议科赛集团继续在全国率先进行试点，通过推进城镇化解决好三农问题，并通过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让农民参与到城镇化进程中来，让农民共享城镇化发展成果，做一个带领农民奔小康的城镇运营商，做一个社会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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