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玄奘的身世，民间的演绎似乎颇为传奇，无论是《西游记》原著还是后来的影视作品，玄奘似乎都脱不开“江流儿”的说法，他的父亲是状元郎陈光蕊，儿他母亲是丞相的女儿殷温娇，强盗垂涎殷温娇的美色害死了陈光蕊。他的母亲在危险来临之际将其放在木盆中顺流而下，最终为金山寺和尚所救成为小和尚。
然而真实的玄奘身世确实是官宦世家，曾祖父陈钦曾任后魏上党太守，祖父陈康以学优出仕北齐任国子博士，他父亲陈惠做过隋朝江陵县官，隋朝灭亡后便隐居乡间，潜心学佛。玄奘是陈惠的第四个儿子，从小就跟父亲学习儒家典籍，父亲去世后他的二哥陈素（长捷法师）在洛阳净土寺出家，11岁的玄奘就跟随哥哥学佛，13岁在净土寺出家。
玄奘在学佛期间可谓是颇有成就，20岁的时候就游历各地，参访名师，讲经说法，对“大小乘经论”，“南北地论”、“摄论学说”等均有了甚深的见地，加上他能言善辩，很快就成为了佛学界知名的后生。玄奘算是当时佛学界的‘超级学霸’，他在佛学方面确实很有成绩，对于佛法的领悟很快，而且还有自己的思考。
佛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思想系统，再加上翻译的时候有可能加进了译者的个人见解，即使是好学的玄奘有时也会看不太明白。玄奘之所以想到“西天取经”，是因为他对佛性问题搞不懂，“有的佛经认为，只要是人都有佛性，但也有的佛经认为，一个人只有努力修行，成佛后才会有佛性”。
总之，是佛学的理念困扰着玄奘：“大多数学佛的人，可能学了也就学了，不懂也就不懂，不那么追根问底，但是玄奘却想，佛学的理念究竟是什么？在佛学的发源地天竺（今印度），（佛学）到底是什么样的？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所以他才会决定前往印度求取经书。”
玄奘到印度后，主要学的是佛教的唯识学，也就是有宗的思想。正因为这个学缘关系，作为“超级学霸”的玄奘在回归大唐之后，成为了中国佛教唯识宗的创始人。
玄奘御弟本是偷渡者
在86版的电视剧《西游记》开头，唐僧一身袈裟，从长安出发前往西天取经，太宗李世民与他结拜，街头巷尾挤满了欢呼的百姓，而“御弟”则成了唐僧身份的另一个标签。然而玄奘在西行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唐朝相关部门的批准，那时候的玄奘也不认识李世民，玄奘确实有一个“御弟”的身份，那是在经过高昌国的时候，高昌国王鞠文泰一心想要挽留玄奘，各种软磨硬泡软硬兼施的方法都使用了，玄奘还是坚定的要西行，高昌王鞠文泰无奈，只好答应和他结义金兰，并允诺在取经回来时经过高昌，为高昌国讲经传佛三年。但历史总是残酷的，在玄奘取经回来的时候，高昌已被大唐所灭。
玄奘西游的时候，当时唐朝刚建国，唐朝虽然不禁止对外经商，但是对于国人走出国门也有着严格的限制，出关必须得到大唐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准。
“而且玄奘的和尚身份是比较特殊的，实际上他更像是一个大唐王朝的‘公务员’，所以他在出关之前必须获得政府的许可，而如果私自出关，一旦发现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从南北朝开始，到清朝中期之前，僧人的数量始终是受到国家掌控的。“我们现在有宗教信仰自由，当和尚只要合乎法律和佛法即可，属于民间行为，但是在过去，从南北朝开始，僧人的数量是由国家的所谓‘度牒’制度控制的，你只有拿到了‘度牒’，才可以出家为僧，才能得到国家的允许和保护。”
正是因为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僧人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有点属于“公务员”的意思。我国古代“度牒”制度的执行也极其严格，因为“一旦你出家，就可以享受供养，你所在的寺庙也会有自己的土地，相当于地主”。当然历史上也有私度僧人现象的存在，尤其是自由派禅宗兴起后，“度牒”制度是受到了一定冲击。但作为一种官方制度，“度牒”直到清朝雍正时才被废除。
特殊的“公务员”身份，以及没有相应的出关文书，玄奘的西天取经之路自一开始就蒙上了“非法偷渡”的恶名。而在电影《大唐玄奘》中，对于这一段的描述则显得极其真实：自凉州开始，玄奘每一次向前都充满了危险，随时都可能被官方带回长安，甚至身陷牢狱之灾，这与后来文学艺术加工成动辄被女妖喊作“御弟哥哥”的唐僧，有着天壤之别。
玄奘是不得志的海归
在《大唐玄奘》的结尾，重新回到长安的玄奘受到了长安市民的热烈欢迎，鲜花纷繁之际，玄奘那棱角分明的脸则有一种佛家弟子应有的空灵平静。
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回到长安的玄奘受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亲切接见”，而这一次的接见，则多少为玄奘后来的遭遇埋下了伏笔。
彼时的李世民已经平定辽东，这位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贞观之治”盛世的神武帝王，此时更多地把目光集中在了大唐疆域地图的西方。
平定西域，打击突厥，扬大唐之国威，是李世民当时的想法。“正是基于这种背景，李世民曾经三次向玄奘提出还俗的要求。”陈坚表示，在那个资讯极其不发达的时代，玄奘无疑是李世民经略西域的最佳人选：“相当于让玄奘作为政府的西征军事顾问或者是情报提供者，毕竟玄奘了解西域各国的风土人情和地理位置。”
但是李世民的三次要求皆被玄奘拒绝，而作为回报，玄奘要求回归山林翻译经文的愿望也一次次的落空，君僧二人开始反复的博弈。
“最终博弈的结果，是玄奘口述，弟子辩机整理记录的《大唐西域记》的出现。”陈坚表示，公元646年，《大唐西域记》成书，而相应的作为回报，房玄龄也组织僧人在长安一带助玄奘翻译经书。
博弈并未影响玄奘的致力佛学研究的梦想，但残酷现实是：大唐佛学界内部对于玄奘和他的唯识学的冷落。这才是玄奘不得志的原因。“事实上，如果单纯从佛学上来看，玄奘无疑是伟大的佛经翻译家和佛学家，尤其是佛教唯识学的集大成者。但是如果说到他对中国现实佛教的贡献，不宜被过分夸大了。中国现实佛教体系的真正缔造者还是像慧远、僧肇、智者大师、慧能、法藏等没去过印度的“土和尚”。至少在学术界，大多数学者都是持有这样的观点。
据陈坚介绍，在唐朝时期，中土的佛教主要以“空宗”为主，形成了一套完善的体系：“在古代印度佛教实际上是分为‘空宗’般若学和‘有宗’唯识学两个体系的。”
但是当玄奘抵达天竺之后，天竺佛教则是“有宗”占据了主流。玄奘在印度学习期间，所接触的也全部是有宗的佛学体系和内容。这或许就是玄奘后来郁郁不得志的原因。“其实玄奘求取真经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把佛法弘扬光大，让更多的百姓接触到正宗的佛教，但事实上除了翻译了自己带回来的经书之外，玄奘并没能把自己在印度所学到的东西传到民间大众中去，从这一点说，他确实是一个不得志的佛学家。”
玄奘本人的唯识学造诣，包括唯识学思想本身，是永远值得后人仰望的。当然，对玄奘来说，最值得他欣慰的，可能还要数他所翻译的我们中国佛教徒天天在念的《心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