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已经把恋爱和结婚从她的生活计划中划掉了。这并不十分奇怪。一个贫寒的青年女子因为初恋而失望并遭受屈辱，便发誓永远不再恋爱；而一个斯拉夫女学生为知识方面的抱负所激发，尤其容易决定放弃一般女子的义务、幸福和不幸，以便从事自己认为适合的事业。在所有的时代中，热烈希望成为大画家和大音乐家的女子们，对于恋爱，生男育女、规范，都是轻视的。玛丽自己建立了一个极端严肃的秘密宇宙，由爱好科学的情感支配。对于自己的家庭的亲切感，对于受压迫的祖国的依恋，也在这个宇宙中占有地位。这就是她的全部感情！其余都不足重，其余都不足道。
她独自住在巴黎，每天在索尔本和实验室遇见青年男子，她已经这样决定了。她的梦想萦绕在她心头，贫苦折磨着她，大量的工作使她过度劳累；她不知道闲暇和闲暇的危险。而她的自尊心和羞怯保护着她，此外还有她的怀疑：自从Z 先生家不愿意要她做儿媳妇，她就以为没有嫁妆的女子不能得到男子的忠诚和温情。这些美好的理论和痛心的回忆，使她意志坚强，使她坚持要保持独立。一个有天才的波兰女子过着枯燥的生活，与人世隔绝，把自己留给工作，这并不可惊；但是，一个法国人，一个有天才的学者，竟会为这个波兰女子留下自己，不知不觉地在等着她，那就实在令人惊异了。神奇得很，玛丽还在诺佛立普基路的住房里，梦想要到索尔本来求学的时候，比埃尔•居里已经在索尔本作出了几项物理学的重要发现，而由索尔本回到家里之后，竟在日记里写了这样几行伤感的话：“⋯⋯为生活而热爱生命，妇女远远超过我们，所以有天才的妇女很少。因此，当我们受某种神秘的爱所驱使，要走上某种反自然的途径时，当我们要把全部思想用于某种工作，远离我们所接触的人类时，我们就必须与妇女战斗。母亲最希望保有她对儿子的爱，即使他长成一个呆子，她也不顾；情妇要完全占有她的情人，觉得为一小时的恋爱而牺牲世界上最好的天才，也是一件当然的事。在这种战斗中，我们差不多永远不是她们的对手，因为妇女们有很好的于她们有利的理由：她们说是为了生命，为了天性，要试着把我们引回去。”
几年过去了，比埃尔•居里一直把身心都献给科学研究，他没有娶任何不值一顾的或漂亮的女子；他已经35岁，他谁也不爱。
他翻弄着他那搁了许久的日记，重读旧日所写的话，字迹已经褪色了，其中几个小小的字，充满了惋惜和莫名的忧伤，引起他的注意：“⋯⋯有天才的妇女很少。”“我走进去的时候，比埃尔•居里正站在一扇对着阳台的落地窗前。虽然那时候他已经35岁，我却觉得他很年轻；他那富于表情的炯炯目光和他那颀长身材的洒脱风度，给了我很深的印象。而他那略显迟缓而且审慎的言谈，他的质朴，他那既庄重而又活泼的微笑，引人信任。我们开始谈话，不久就很投缘；谈话的题目是一些科学问题，我乐于征询他对这些问题的意见。”这是玛丽后来用单纯而且略带羞涩的语句，描写他们在1894年年初第一次会面的情形。
事情起于一个波兰人。他叫科瓦尔斯基先生，福利堡大学的物理教授，同他的妻子旅居法国，玛丽以前在斯茨初基同这位夫人相识。这是他们的密月旅行，也是科学旅行。科瓦尔斯基先生在巴黎举行几次讲座，并且参加物理学会的集会。他一到巴黎就打电话叫玛丽，并且友善地询问她的近况如何。这个女学生对他诉说她目前的忧虑，全国工业促进协会约请她研究各种钢铁的磁性。她已经在李普曼教授的实验室里开始研究；但是她必须分析各种矿物，并且收集各种金属的样品。这要用一种复杂的设备，而那个实验室已经太满，容不下她的设备。玛丽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在哪里做她的试验。
约瑟夫•科瓦尔斯基考虑了一会，对她说 ：“我有一个主意，我认识一个很有才能的学者，他在娄蒙路理化学校工作，也许他那里能有一间供他支配的房间。无论如何，他至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你明天晚上晚餐后到我们家里来喝茶。我请这个年青人来，你也许知道他的名字，他叫比埃尔•居里。”
这是平静的一晚。在那对青年夫妇的安静寓所里，立刻有一种好感，使这个法国物理学家和这个波兰女物理学家彼此接近。
比埃尔•居里有一种很特殊的魅力，这种力量来自他的庄严和温雅的洒脱风度。他的身材颇高，衣服剪裁得肥大，不甚入时，穿在身上宽大了些，可是显得很合适，无疑地，他颇有天然的优雅。他的手很长，很敏感。他那粗硬的胡须使他端正而且很少变化的脸显得长一点；他的脸很好看，因为他的眼睛很温和，眼神深沉、镇静，不滞于物，真是无可比拟。虽然这个人总是沉默寡言，从来不高声说话，却不能不使人注意到他所表现的才智和个性。在卓越的智力并不总是与道德价值结合在一起的文明中，比埃尔•居里差不多是唯一的表现人性的典范，他既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又是一个高尚的人。
他们的谈话起初很空泛，不久就成了比埃尔•居里和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基两个人之间的科学对话。
玛丽尊敬地问比埃尔一些问题，听取他的意见；他也叙述他的计划，描述那使他惊奇的结晶学的现象，他此刻正在探索它的规律。这个物理学家想到，用术语和复杂公式对一个女子谈自己喜欢的工作，而看见这个可爱的青年女子兴奋起来，能够了解，甚至于还正确、敏锐地讨论某些细节，这是何等稀奇⋯⋯这是何等快乐啊！
他看玛丽的头发，看她那饱满的前额，看她那为实验室中的各种酸和家务工作而受到损伤的手；她的娴雅使她迷惑，而毫不装模作样使她更显动人。他记起主人请他来和这个青年女子见面的时候，对他说过一些关于她的事 ：“她在上火车到巴黎来之前工作了好几年，她没有钱，她独自在一个顶楼住着⋯⋯”
他问斯可罗多夫斯基小姐 ：“你将永远住在法国么？”自己也不大明白为什么会这样问。
玛丽的脸上罩上了一层阴影，用她那悦耳的声音回答说：“当然不。今夏我若能考上学位，就回华沙。我愿意在秋天回来，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够。将来我要在波兰当教师，设法使自己有点用处。波兰人没有权利
抛弃自己的祖国。”
科瓦尔斯基夫妇加入谈话，话锋就转向俄国压迫所造成的痛苦情况。这三个离乡背井的人追怀故土，交换他们的亲朋的消息。比埃尔•居里惊讶地听着玛丽谈她的爱国责任，不知所以地觉得不满意。
他是个一心只想物理学的物理学家，他想象不出这个具有特殊天赋的青年女子，怎么会想到科学以外的事；而她的前途计划，怎么会是要用她的力量去抵抗沙皇政府。
他愿意再和她见面。
他是一个有天才的法国学者，虽然在国内几乎默默无闻，但是已经深为国外同行所推重。1859年5月15日他生在巴黎的居维埃路，他是欧仁•居里大夫的次子，祖父也是医生。这一家原籍阿尔萨西亚，是新教徒，原是不大的资产阶级人家，传过几代之后，成为知识分子和学者。比埃尔的父亲为了生活不得不行医，但是他极热心科学研究，做过巴黎博物馆实验室里的助手，而且写过一些关于结核接种的著作。
比埃尔•居里16岁就是理科业士，18岁是理科学士，19岁就被任命为巴黎大学理学院德山教授的助手，一直当了5年。他和他的哥哥雅克一起做研究工作， 雅克也是一个学士 ，也在索尔本当助手；不久这两个青年物理学家就宣布发现一种重要的现象“压电效应”， 而且他们的实验工作使他们发明了一种有许多用处的新仪器，叫做压电石英静电计，能把微量的电流，精确地测出来。
几个月过去了，随着彼此的尊崇、钦慕和信任的增长，友谊增加了，亲密的程度加深了。比埃尔•居里已经成为这个极聪明、极颖悟的波兰女子的俘虏，他服从她，听从她的劝告，不久就被她鞭策和激励得摆脱了自己的懒散，写出了有关磁性的著作，并且交出了一篇极好的博士论文。
玛丽相信自己是自由的，她似乎无意听这个学者不敢说出来的决定性的话。
有一晚，他们又聚会在佛扬替纳路的屋子里，这也许是第十次了。那时正在6月中，将近黄昏时候，天气很好。桌子上，在玛丽预备不久应考用的数学书籍旁边，有一瓶白雏菊花，这是比埃尔和玛丽一起出去散步时采回来的。
比埃尔又有几次谈到将来，他请求玛丽作他的妻子，但是这一步却不利。嫁给一个法国人，永远离开自己的家，放弃爱国活动，抛弃波兰，在斯可罗多夫斯基小姐看来，这简直是一种可怕的叛国行为。她不能这样做，也不应该这样做！她已经出色地通过了考试，现在应该回华沙，至少去过夏天，也许永远不再离开。她答应与这个青年学者保持友谊——这已经不能使他满意了，此外没有许下他什么，让他失望着，她上了火车。
他的心随着她走，他愿意到瑞士去会她，因为她的父亲到瑞士去接她，要同她一起在那里过几个星期；或者是到波兰——他嫉妒的波兰去会她，然而这办不到⋯⋯
于是他由远处继续写信请求她。在夏天几个月里，无论玛丽在什么地方——在克瑞塔兹、勒姆堡、克拉科夫、华沙总有一些字迹很拙而且很孩子气的信，写在便宜的信纸上，发信地址是理化学校，送到她那里去，试着说服她，引她回法国，告诉她比埃尔•居里在等她。
10月了，比埃尔•居里心里满怀幸福；玛丽已如约回到巴黎。人们在索尔本的课堂和李普曼的实验室里又看见了她。不过这一年，她相信是她在法国的最后一年——她不再住在拉丁区了。布罗妮雅在沙透敦路39号开设了一个诊所，给玛丽一间与诊病室接连的房子。因为德卢斯基一家住在拉维垒特路，布罗妮雅只白天到这里来，玛丽可以安静地工作。
在这所阴暗而且有点郁闷的住房里，比埃尔重复提出他那柔情脉脉的要求，他的倔强并不下于玛丽，只是方式不同！他和他的未来的妻子有同样的信念，只是更加完整，更加纯洁，毫无混杂成分。科学是他的唯一目标。他把感情的活动与思想上的主要愿望融合一起，所以他爱的经历是奇特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这位学者倾心玛丽是受到爱情的驱使，同时也是出于更加高尚的需要。
玛丽对布罗妮雅谈到她的迟疑，谈到比埃尔对她提出的自己移居国外的建议。她觉得没有接受这种牺牲的权利，但是比埃尔竟会有这种念头，使她大为不安。
比埃尔知道这个青年女子对德卢斯基说到他了，就试图从这方面发动新的攻势，他遇见过布罗妮雅几次，就自己去找她，争取到了布罗妮雅的全面支持；他请她和玛丽到梭镇他的父母家里去。居里大夫的夫人把布罗妮雅引到一旁，用恳切动人的语调请她在她的妹妹跟前出力成全。
还须再过十个月，这个固执的波兰女子才肯答应和他结婚。
玛丽写信给她的朋友卡霁雅，把自己的重大决定告诉她：“等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你的玛妮雅已改姓了。我将与去年我在华沙对你谈到的那个人结婚，从此不得不永居巴黎，我觉得很难过，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命运注定我们彼此很深地依恋着，注定我们不能分开⋯⋯。”
比埃尔到玛丽的住所去接她。她们须在卢森堡车站乘车到梭镇，他们的父母都在那里等他们。他们在灿烂的阳光之下，坐在公共马车的顶层上，走过圣米雪尔大道。
走过索尔本的时候，在大学理学院门口，玛丽把她的伴侣的胳膊握得更紧一点，且看到他的眼神是那么明亮，那么平静。
比埃尔和玛丽的共同生活，在开始的日子里是很别致的⋯⋯他们骑着有名的自行车，在法兰西岛区的路上漫游；用载物架上的皮带紧紧捆了几件衣服，因为那一夏多雨还不得不买两件胶布长斗篷。他们坐在树林中空地的苔藓上，吃一点面包、干酪、梨、樱桃当作午餐。每晚随便到一个陌生的客店里去投宿，在那里他们能喝很浓的热汤。他们独处于田野之夜的虚假的沉寂中，时常有远处的犬吠、鸟的低鸣、猫的狂叫和地板的引人注意的吱嘎声冲破这种沉寂。
他们想探查丛林或岩石时，就暂时中止自行车旅行，而去散一次步。比埃尔极爱乡村，毫无疑问，他的天才需要这种安静的长久散步，散步的平均节奏有利于他进行思考。
1895年夏天的几次旅游 —— “新婚旅游”，比他以前的旅游更甜蜜，爱情增加了这些旅游的美丽，并且加强了它们的乐趣。这一对夫妇只花几法郎付村里的房钱，踩几千下自行车的脚蹬，就可以过几天几夜的神仙生活，就可以享受只有两个人在一起的宁静的快乐。
参考资料：居里夫人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