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学习古典艺术的高潮:第一次是文艺复兴,第二次是17世纪,第三次则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文艺复兴时期对于古典艺术的学习主要表现在人文主义方面,其原则就是强调理性和秩序。画家在绘画中致力于透视法和人体解剖学的研究,怀着理性的审美情趣去表现自己心中的“图式”。尤其是拉斐尔的作品,以古典式的均衡和端庄被后世的古典主义艺术家奉为楷模。虽然意大利文艺复兴确立了古典主义美术的基本原则,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古典主义的真正发展是在17世纪,它是法国路易十四时代掀起的一种文艺思潮。路易十四时代是法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把专制君主制度推向了高潮。政治环境孕育了宫廷文化,并催生出古典主义文化潮流,从思想和伦理层面为专制王权提供了基础。古典主义所崇尚的规则、秩序、均衡、典雅与君主专制制度所崇尚的神圣、崇高、等级秩序和国王的威严有机融为一体。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是古典主义绘画的最后一个高峰,这一阶段的古典主义与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18世纪下半叶是法国封建君主制日趋腐败堕落和资产阶级逐渐强大的时期,资产阶级为取得革命的胜利,在意识形态领域高举反封建、反宗教神权的旗帜,号召和组织人民大众起来为资产阶级革命而献身。为取得这一革命斗争的彻底胜利,首先要在人们的心理上注入为革命献身的美德和勇气,那就是为共和国而战斗的英雄主义精神。因此,古代希腊罗马的英雄成了资产阶级所推崇的偶像。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产生了借用古代艺术形式和古代英雄主义题材的新古典主义。
新古典主义美术产生了大卫、热拉尔、勒布伦夫人、格罗、安格尔等多位大师,以大卫和安格尔最具代表性。大卫是法国新古典主义的最纯粹表达者;而大卫的学生安格尔更是将新古典主义推向了高峰。新古典主义美术由大卫到安格尔是一个转折,在内容上由革命的、与时代相关的事件转向了脱离现实的神话和纯艺术的表现;在形式上由严格的古典主义风格走向了带有华丽东方色彩的古典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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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主义与古典主义都对造型的准确性要求严格,因此非常强调素描的主导作用。
古典主义者坚信只有通过素描,艺术家才能使思想得以表现。普桑是古典主义的杰出代表,他主张艺术家应以智性与理性来支配其素材,他对色彩有过这样的见解:绘画中的色彩是迷惑眼睛的圈套,就像诗歌韵文的迷惑力一样。由此看来,古典主义推崇理智而排斥感觉,进而认为素描比色彩更加高贵。他们非常重视精准的形体观察和对光影的正确分析,并通过理性的空间描述来保持结构的均衡和形式的完整,使写实造型能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两位不同时期的古典主义大师——拉斐尔和普桑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非常强调“形”的准确性,且都掌握了对轮廓线精妙处理的素描技巧,这种表现方式与威尼斯画派及鲁本斯在色彩上所表现的张力形成了鲜明对照。
新古典主义仍然没有摆脱对素描的依赖。他们的作品普遍具有结构精准、造型完整的特性,而素描训练正好能够达到这种要求。因此,他们把素描的作用放在了首位,认为素描中包含着艺术的尽善尽美。在新古典主义者的理念中,素描甚至被认为是绘画的最高成就。从新古典主义者的标志性口号“只有素描才是真正的艺术”就可以看出他们对素描的认识和推崇。无论是大卫还是安格尔,均为美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素描大师。
大卫强调古典艺术特有的准确性和表现力,偏爱雕刻般的造型感觉,追求素描关系下的简洁、质朴和庄严感,极力减弱绘画的色彩要素,他把素描光影技巧在画面上运用得十分娴熟。大卫虽然对素描推崇备至,但他也十分清楚,素描技巧只是表达情感的一个媒介。在强调素描的前提下,大卫还十分注重对人物精神世界的表现,在作品的素描稿阶段就要求表现出人物的精神风貌。《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是大卫的一幅鸿篇巨作,整个画面场面恢宏,人物虽多达百人,但大卫通过高超的素描造型能力,把每个人物形象都描绘得惟妙惟肖,将庄严和恢宏的气氛把握得非常准确。
作为大卫的弟子,安格尔对于素描的重视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的造型手法与大卫有所不同。大卫注重古典艺术形式下素描的完整性,以及人物雕刻般的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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