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为圣人的一面是我们所熟知的,可是他毕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在许多方面也有着常人的需求。孔子对女人和色似乎很排斥,可是仔细推敲对孔子的一些记载,不难发现孔子对女人和色是很关注的,并不是个“不逾矩”的古板人物!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论语-阳货》)孙,通逊,恭顺、庄重的意思。怨,怨恨。孔子自谓四十不惑,但在对待女子的问题上,圣人也摸不清头脑。怎样才能处理好与女子的关系,如何把握一个与女子交往的度,孔子不知道。孔子明白的是,过犹不及,亲近和疏远都不会是明智的办法。既然处理不好,干脆就躲避。他在19岁时娶朱国兀氏为妻,生子孔鲤。本来这该是个其乐融融的五好家庭,可孔子却跑了,下半辈子领着一群小伙子做了流浪族,到处求仕,周游列国。直到公元前484年,也就是他老婆去世的那年,他才回鲁国。这期间不能说他没在鲁国呆过,但是呆在鲁国的原因无非是大司马、大司寇这样的高官的诱惑。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孔子与其妻的关系是否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状况。父母在,不远游,父母不在了,在孝这个层面上孔子不再受拘束,加上家庭关系的不融洽,孔子即使乘桴浮于海,也要走出家门。 从孔子多数的言行可以看出,孔子对女色的态度是深恶痛疾的。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论语-季氏》)血气未定,正是意志不坚定的时候,如果沉湎于色,势必会影响学业。学而优则仕,学业不行,如何为官?不能为官,如何兼济天下? 但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商妲己误国,周褒姒为乱,男女之间的事情谁也说不清。说不清就不说,孔子对古人的所作所为很少开口,多歌功颂德,少褒贬人物,特别是不议女人。孔子是个事业心很强的人,如果让他在事业和女人之间选一的话,他回毫不犹疑的选择事业。他不能忍受和自己选择相悖的人。无疑,女人是最让孔子头痛的洪水猛兽般的因素。 孔子又是一个懂得变通的人,子贡曾问孔子:“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沽者也。”(《论语-子罕》)他言自己在学吕望垂钓,希望贤明的君主能挑选自己。但是他又曾说:“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史记-孔子世家》)鸟则木的手段是不法常可的。这位对女色深恶痛疾的圣人,为了达到和卫灵公交好的目的,不惜取悦于有恶名的灵公夫人南子。孔子不仅受邀见之,更“见之礼答焉”。其弟子子路不悦。孔子在女子面前暴露出了虚弱无力。对政治目标的执着是孔子行为虚弱的原因,对高官的渴望指引着他,哪怕这些目标的实现有悖于自己的言行。孔子果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卫灵公对孔子的态度有所缓和。至于孔子到底在南子帐下做了什么,南子是怎样在灵公面前美言孔子的,我们不得而知了。 但接下来的事情却让孔子恼火不已。《史记》载:“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是君子,是个追求政教合礼的人,统治者竟敢在他面前还如此的放肆,他“于是丑之,去卫,过曹”。拍屁股走人的时候,他还丢下了一句话:“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卫灵公》)他承认,美色的魅力比道德的力量更吸引人。他把这句话当作了洒脱的去卫的理由,给人的感觉是他非常不齿卫灵公那样的国君。其实不然,两口子逛街,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可错就错在“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不傻,他看出来灵公并不是想重用他,而是想借用他的君子名声向世人展示:我和老婆乘车逛街是合理的,不信你们看我的车子后面,有专门研究礼仪的专家在为我们作保。孔子就这样吃了一个哑巴亏,不离开又能怎样?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在孔子看来,事业远比情感重要,而现实是事业心常被女色所蚀。进一步来讲,人们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感远远比不上个人的私欲更有生机。这个问题就是孔子的礼仪道德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难题。 自己搞不清的是孔子当然和弟子鲜有提及,他要保持智者的那种体面,因此在论语中没有涉及男女情感的话题。孔子只能从一个隐晦的方面去探究了,这种倾向不免在他整理《诗》的时候体现出来。《史记》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仪。”可见孔夫子对《诗经》是经过左挑右选的。按孔子的道德观点,他做事遵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原则。我们翻开《诗经》,看他是否真的贯彻了这个原则呢?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诗经》的开篇之作《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优哉游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这首诗给了我们一个怎样的意境呢?想象一下在一个渚清沙白、鸟语花香的清晨,一个公子哥看上了一个姑娘,经历了辗转反侧的相思,最终娶得娇妻的画面吧,是不是充满了生活情趣?可是圣人编纂的书籍怎会有凡人的卿卿我我呢?朱熹大费脑筋,发挥自己超常的想象力,把诗中的窈窕淑女硬说成是喻后妃之德:“《关雎》之诗,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不得,则不能无寤寐反侧之优,求而得之,则宜有琴瑟钟鼓之乐。”(《四书集注》)朱子的想象力只能达到这一步了,因为他能看到的孔子评《关雎》的话有限:“《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朱子的话被后人推翻了,新发现的材料《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中发现了一句话:“《关雎》以色喻于礼。其四章则愈矣,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四字残缺)好,反纳于礼,不亦能配乎?”看来,孔子好象是在遵循自己的规律办事。但是疑问又来了。这诗又不是孔子所做,他有什么权力这样解释?此诗出处不同于雅颂,来自《国风》中的《周南》,民间所作的概率要大一些,可民间谁能有这么高深的道德功底和责任感,把礼强加入了一首情诗中?如此说来孔子只是在表达自己的意愿了。孔子为何对《关雎》如此关注,做有点牵强的评价呢?他本可以对同类甚至更露骨的作品如《草虫》、《野有死麇》做长篇大论的。这是因为《关雎》是首篇。孔子在编选《诗经》的时候是有选择性的,他第一次正式面对如此多的关于情感方面的材料,不免有某种试图研究的倾向或抵触的情绪。《关雎》在《诗经》中所处的位置多少让圣人有些尴尬,唯马首是瞻,人们少不了会因《关雎》而议论孔子编《诗经》的目的。孔子要澄清,只好把它描绘成了一首政治诗。让我们讨论一下这首“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作品的内容吧!“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揭示了君子一贯的爱美好色的倾向;“寤寐思服”、“展转反侧”反映了君子在求之不得时的那种酸溜溜的失落感,活脱脱的把君子写成了一个见美女两眼放光的色狼。我们再翻阅一下诗经中的其它篇目。《汉广》也是一个很明显的写情爱的诗。第一章如下:“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毛诗-汉广》小序中说:“汉广,德广所及也。”把美女比做了德政。孔子怎样说的呢?孔子在这里并没有把美女比做德政,因为美女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时候都是败纲纪的效果。他在《诗论》中评此诗是:“不功不可能,不亦智恒乎?”他在这里把望洋兴叹,求之不得的爱情篇章说成了一个警戒人的哲喻。不可求思,非不能求思,而是不要求思。这样一来,诗的意思变成了不要做那些徒劳无功的事情,这样才是智的表现。可这又说不过去,这个论点与他积极入世的行为是相悖的,和他已知“道之不行”,却要“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的言论也是相悖的。孔子的评论只是在掩饰一下自己对情爱观的关注。《野有死麇》纯粹是一首艳诗。“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有点像希腊神话中宙斯变牛引诱人家小姑娘的故事。“舒而脱脱兮,无感我税兮,无使尨也吠。”舒,慢慢的;脱脱,舒缓的样子;感,通撼,动;税,佩巾;尨,多毛的狗。年轻的猎人对姑娘动手动脚,姑娘半推半就,将语义一拼凑,诗中的情景便可意会出来。女与色是作为历史的一种偶然因素出现的,在孔子的视野中飘忽不定,他不做很多的评述。正是由于孔子对女子的谨慎态度,导致儒学的继承者任意发挥,逐步把女子致于一种受束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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