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母亲没有病，我们一家仍是别人羡慕的对象；假如母亲的病能得以及时治疗，我们一家仍会是快乐多于苦难；假如我能及早给她老人家做全面的检查，我的心就不会疼痛到现在。
现在，在我脑海里叠印的最多的就是母亲的那双手，那双把我们兄妹拉扯大的手，那双从不肯向我们伸手的手。
1979年的冬天我上初二，那时我们家乡还没有通电。晚上我做作业，母亲就在煤油灯下做针线活，像许多人经历的情景一样。我看着她穿针引线的灵巧的手，怎么都想象不到平日里风风火火的妈妈在灯下看儿子写作业时是那样的文静。
在往日，她忙里忙外，上工、做饭、挑水、喂猪，还要伺候我们兄妹三人。有时着急上火，未免骂上几句，“讨债鬼、小祖宗、火车轧的、挨炮子的”，但很少将巴掌印在我们身上，因为她的双手从来没闲过。我真正挨打是在八岁时候，小学老师来动员我上学。妈妈费了许多口舌，我都当作耳旁风。九月一号，她叫我哥哥把我骗回家，把我摁倒在水盆里又是搓又是洗的，我也明白了要发生的事，死拧着不上套，妈妈抽出两根高粱秸，不分屁股脊梁还是头脸一顿暴打，直到把我打得跑出两条胡同。就在喝骂和秫秸的抽打中，我光着屁股，流着害怕的眼泪走上了学校。这一走就是二十多年没出校门。
每当母亲问我“你怨不怨娘打你那么毒？”不止一次，我的泪都应着她似乎带着愧疚的慈祥的话语而落。我知道这是她一辈子的心痛，一辈子都无法解脱的亏欠。
1986年的大年初一，我在鞭炮声中醒来，看见堂屋正中已经摆好了供桌，母亲双手合什，跪下又起来，起来又跪下，嘴里念念有词，“老天爷、历代祖宗，保佑我儿考上大学。”她才刚刚四十五岁，那额头皱纹里的虔诚，在新年的气氛里漾得满满的，想必云头里那些神仙都觉察到了吧。大概是心诚则灵吧，我宁愿是心诚则灵，当我考上大学的那天晚上，妈妈又用她那双勤劳的手做了一桌子菜，敬完天地，我们一家才享用了它。
我毕业，父亲退休。出了一辈子苦力的爸爸把几亩责任田让给了别人。说是孩子们能自己挣钱了，他和母亲都干了一辈子了，该歇歇了，真要是闲不住，还有几分自留地侍弄，就可以安享晚年了。随着我们兄妹陆续结婚、分家，妈妈一下子受不了这过分的宁静，又扛起叉子和锨去开边拾荒了。
那年冬天，我回家看望二老。累极了的她，拉着我的手，轻轻的揉捏着，叹息着。她的手，指节鼓起，灰黄粗糙，手心手指道道裂痕，被灰填得黑黑的，就像一把木锉。
为了避免婆媳矛盾，为了不给我们小家庭增加开支，爸妈从不到我们兄妹家生活，除非为了帮忙或看看孙子。她一分钱也不要，“我还能动，我要你们的钱干什么。只要你们小家庭够花销的就行了。”那不紧不慢轻描淡写的语气，实在让人压抑得慌！
我们一直在外工作，常常忽略了爸妈的生活状况和情绪。98年夏天，赶农活着急上火的母亲一夜变得痴呆了，连紧邻都不认得了，行动也不伶俐了，说话也颠倒了。我们一家起初认为是生气所致，简单的看病抓药不见效，带到徐州第一人民医院，诊断为心因性精神障碍前期。由于轻信，耽误了正确的诊疗，实际上母亲患的是脑血栓。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母亲和我住在一起。我曾想试图用回忆唤醒母亲。在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牵着她的凉凉的手，问她：“娘，你还记得小时候教我们唱的‘月姥娘’吗？”
“忘了，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丝毫不懂得娘话里的痛苦，还是努力想让她回忆，“月姥娘，八丈高，骑白马，跨洋刀……后边是什么呢？娘。”
“洋刀快，切白菜。”“白菜什么呢？”无知的我还想往下启发。
“月姥娘，八丈高，骑白马，跨洋刀……”妈妈喃喃的嘟囔着、痛苦的回忆着，“你别难为我了。”这一句哀求，把我心底辛酸的泪河冲决了口。可她已不知道安慰我了。
十年前，母亲又因脑梗塞差一点没再站起来。现在的她还是只有见到我们的时候才能知道是她的孩子来了，她还是一如既往的害怕我们各自的家庭不团结。我知道是我这个不孝的子孙连累了我的亲娘！
“月姥娘，八丈高，骑白马，跨洋刀……”娘啊，现在，我是多想握住您的手，叫一声：我的不幸的亲娘！
追问我是小学生
也是独生女
追答恩，可以自己改